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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像夏大姐这样有着常年在外打工经历、如今返乡却不能真正“回家”的女人，太需要有人倾听、理解、记录。她们是“中国制造”的缔造者，是城乡社会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承载者，是时代的缩影。批判性的理论和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分析她们的生活选择、生命历程。但与此同时，她们的悲喜沉浮、反叛与迎合，又远非这个时代的逻辑所能完全参透。
儿子的降生与夫妻矛盾激化
这一次，云霞终于生下来的是男孩。婆婆老公欢天喜地，云霞心里也对儿子也偏爱的很。离婚念头便随之慢慢褪去。
儿子两岁之前，云霞一直在家照顾；小白做村委委员之余，则帮舅舅收生猪，1毛钱1斤。这个差事也不忙，小白没事的时候就爱打麻将。云霞对老公不满，经常责备他不求上进、懒惰混日子。而每次云霞向老公要家用的钱，老公便抓住机会讽刺她——在家做饭洗衣服，需要什么钱。
有一日，云霞赌气没做饭。老公打麻将回家发现没饭可吃，再看到云霞满脸不屑的表情，顿时怒气冲天，大打出手。云霞也不示弱，和老公从屋子厮打到院子。最令夏大姐气愤的是：“当时村子里来劝架的人，竟然完全不阻拦他，只拉着我的手脚，让他一个劲打我。我当时也像发了疯一样地乱踢乱扭，对他们破口大骂”。
逃离与漂泊
打完架当天，云霞带着一身的伤和130块钱，离家出走了。她没回娘家，知道结婚后，那里便不再是避风的港湾。她在车站随意上了辆中巴，来到了浙江温州的平阳县，给当老师的一家人做保姆，一个月500块，吃住都在人家家里。夏大姐说：“当时那两个老师问我身上的伤，我只好骗他们说是自己骑自行车摔的。两个月后，我才给娘家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被打的事。事实上，他们早已知道，周围的村都传遍了。我哥哥姐姐还是去我婆家大闹了一场，要打我老公，不过没打着，他躲起来了。我跟我妈在电话里说，我一定要离婚。这次他们终于同意了”。
一开始当保姆的日子，让云霞觉得很满足，精神上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终于从家里逃出来了。每天的工作也被她安排的有条不紊，一家人都十分喜爱她。尽管当保姆似乎低人一等，但云霞觉得比起在家里受气受欺负要好上百倍。
“我每天的事情很多，要做早点、接送小孩上下学、买菜、洗衣、做饭、打扫。加上寄宿在他们家的8个学生，一共要照顾好12口人。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儿子，我就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在两个老师的孩子身上。后来，那个孩子每天要跟我睡，要我讲故事”。
但是4个月之后，男老师经常责备女主人懒，夫妻之间开始吵架，这让云霞心里七上八下。她发现女老师也暗暗地对自己起了疑心——有时会突然回家，看看自己有没有跟男主人在一起。她感觉此地不宜再留，于是借过年的缘由，离开了这家人。但言语之间，她并没有对女老师的怨恨，有的只是理解和苦笑。
离开这家人，云霞仍然不愿回家过年。2002年的大年初一，云霞坐火车从温州到汕头，投奔在汕头打工多年的三姐。春节后，便在三姐打工的箱包厂找到工作，重新操起踩电频车的老本行。工资的多少，夏大姐说她当时已经并不那么在乎，自由自主的空间对于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她说，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正好可以麻痹她心里的难以散去的悲伤与愤恨。
云霞在汕头的工厂不足一礼拜，就有工友主动愿意借钱给她，让她自信自豪，也让三姐羡慕不已。她说，要不是儿子，她一辈子都不会想再回那个家，自己在外面一定能活得不错。我相信如此，但心里也暗暗好奇，为何她与女儿的感情那样疏远呢。在汕头工作8个月后，因为不愿常跟娘家人讨论离婚的事，云霞又一次选择了离开。
2002年底，她又回到浙江做保姆。新的人家中，女老板是做卫生用品批发生意的，代理着9个厂家。老板的老公在税务所开车，所以家里的生意很好做。云霞每月工钱有600块。在这家人的隔壁，她认识了另一个保姆——来自上饶的大姐，也是婚姻不幸，离家出走的。云霞跟上饶大姐同病相怜，相见恨晚。2003年春节，两人都没有回家，彼此为伴，一起在浙江过的年。
一年之后的04年，云霞觉得自己对婚姻纠结的心情彻底平复了，终于决定回家过春节。离开浙江人家时，老板额外塞给了她200块钱，并欢迎她随时回去。
第二次返乡
回家后，老公向云霞保证：“全天下的人都可以不相信，也一定会相信老婆”。老公的话和两个骨肉相连的孩子，让对幸福婚姻已不抱任何希望的云霞，又一次得到了情感的滋润。夏大姐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但她当时决定不去想离婚的事了，安心过日子。她还下了一个决定——不再出去打工了。因为女儿由婆婆带大，始终跟自己不亲，希望儿子不要重蹈覆辙。不过，夏大姐说：“那之后，我再与娘家人说起婚姻不幸，他们都会讽刺我——当初他们赞成我离我不离，现在‘狗屎都要自己吃掉’。所以我现在里外不是人，有苦没处说”。
05-06年期间，凭着娴熟的缝纫技术，经朋友的介绍，云霞曾独自在家做过三个月的手套加工。她的上游老板是市里的一家外单手套加工厂。后来加工商与原材料商矛盾，对簿公堂，双方都请云霞作证，她只好放弃不做了，还积压了一批没发货的成品手套。这件事情之后，还有其他加工商找过她，甚至有的提议她自己开办来料加工小作坊。但是灵活能干的她一直拒绝“揽下瓷器活”，宁愿去大厂做“螺丝钉”，因为“担心上线不及时付工钱，下线的工资发不了，风险太大”。
返乡却难以真正“回家”
手套加工终止之后，夏大姐与老公商量用打工的积蓄开个小店。老公以砸店经历表示反对，却在第二天向她提出，要买个麻将桌。夏大姐说，她当时气得直接拿出两万块钱积蓄，跑到市里，在市二中附近租个店面，开了个日用品店，也顺便把积压的手套卖掉。她自己也搬到店里住，只是不时回去看孩子。小店的经营并不特别顺利，中间也遇到过黑社会骚扰，但她幸运躲过。几年的经营结果是没亏也没赚。
09年，女儿在市一中读高三。为了保证女儿备考顺利，也补偿自己未尽足的母亲的责任，夏大姐在一中附近租了套房陪读。白天则在附近的商场做售货员，卖土特产，一个月800块钱，提成少得可怜。
2010年，女儿考上井冈山的一所三本学校。虽说考得不太好，夏大姐觉得也算完成人生一件大事。现在（2012年）女儿已经大三，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自立了。夏大姐的主要牵挂，就是儿子。今年14岁的儿子正在读初二，成绩不理想。但据她说，非常懂事：“好菜都是夹到他碗里他才会吃，也会叮嘱我和他爸吃好菜”。直到今年，儿子才没有和云霞同一张床睡，可见母子间的亲密。
2011年7月钻石科技厂（化名，从事手机或相机镜头加工）招工，云霞42岁的年龄已经超过招聘要求的上限。报名时，她借了张身份证蒙混过关。进厂时，又主动写了封检讨书说明情况，建议企业先试用再考虑她的去留。急需招人的工厂自然是接纳了做事灵活麻利的她。到浙江台州的总部培训3个余月后，即到年底。春节后，夏大姐进入本地的工厂正式上班。
从培训算起，5个多月的工作，夏大姐一共赚到不足7000块钱。但是她对“钻石科技”很适应，甚至欣赏，觉得“正规、干净”。她的工种是精选，每天要夹千余枚镜片，很累很伤眼睛。但是，想到回家后与老公无休止循环的吵架与冷战，夏大姐说自己宁愿留在工厂，宁愿上夜班。这次她已经有两周没回家，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儿子。
访谈手记
我和夏大姐的相识便是在“钻石科技”的工人食堂。2012年2月－7月，我在鹰潭进行关于“返乡女工”的研究。“钻石科技”是我探访以及寻找访谈对象的一处“宝藏”。2012年4月12日午餐时段随机的相遇和短暂的聊天，夏大姐和我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当时便答应接受我的深度访谈，给我讲讲她“跟电视剧一样传奇的大半辈子”。
接下来的周日（4月15日）早晨不到8点，刚上完12小时夜班的夏大姐给我打来“邀约”电话。我有些惊诧，当然更多是惊喜。电话里她声音疲惫，我询问她是否需要先睡一觉再进行访谈，但她见面的心情很急切，渴望跟人聊聊。就这样，我们从早上8点半在厂门口公交站见面，坐车去市区，一路开聊，一起吃早餐，然后买了斤瓜子带到公园，不知不觉即到午饭时间，中饭边吃边聊过后，又边聊边逛街，一直到下午5点把她送回工厂。以上的生命故事，便是她用将近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向我诉说的。那是一段非常奇妙激荡的倾听和交流，也是我们之后这几年友谊的开端。
在夏大姐讲述的过程中，我插话不多，偶尔把她长时间跑远的叙述往回拉一拉，有时追问具体细节，以及如今的她对当时某些经历的看法，还有的时候是两人四目相对、一起流泪。
我的感动，既有对于农村女性角色给她带来的多舛的命途的同情悲愤，更有对她几乎每次磨难之后都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学习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还有一丝天不怕地不怕的匪气的欣赏与好奇。
那天访谈的最后，我请夏大姐概括一下对最亲近的人，包括她自己，以及工作的看法。她做了以下的总结性的感慨。
对老公的绝望：
“男人就应该出去赚钱，女人才有依靠。可是他当官不会拍马屁，做生意不会搞关系，学手艺脸皮薄经不起别人打击，种田种的到处长荒草。6年的部队教育，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对女儿的失望：
“女儿向着奶奶，记恨我，认为我经常无理取闹……去年每个月会通一次电话，今年过完年以来，还没跟我通过电话。我对她也死心了。她现在上大学每年1万5，高中是每年1万，都是我的钱，我也算对得住她”。
对儿子的偏爱：
“儿子懂事，每次给他买衣服，他都说衣服够穿，不要乱花钱……每次回去我都会给100块给他让他中午在学校吃好一点……现在是很听话，不知将来是不是也跟他姐姐一样”。
对哥嫂的羡慕：
“聪明灵光的哥哥，从广西打工回来，就被朋友介绍去天师府做‘学徒’，从道观杂役做起，现在是天师府的法师，全国只有5个认证的法师，现在交往的都是达官贵人。我很羡慕嫂嫂，可以在家里享福，打麻将，而且她与婆婆，也就是我妈的关系极好……哥哥懂得怎么做人，会疼老婆、哄老婆，也会促进婆媳关系。我经常跟老公说，你要能学到哥哥十分之一就好了”。
对婆婆的无奈：
“我再怎么做都感化不了她。所有事都是她跟老公拍板，不跟我商量，不管是我怀孕生孩，还是我们家盖房子……我也没办法平心静气地对她，她也是女人，怎么就那么重男轻女，怎么让我引产，就那么理直气壮！……话说回头，她自己的身世也挺可怜——2岁就没了妈，父亲再娶后，下面有7个弟妹，她都要照顾，继母对她不好，所以她很想逃离那个家。嫁到我公公家后，因为我公公长得很丑，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公公的母亲，即是她的婆婆很看重她，对她极好。可能她从不知媳妇有多难当”。
对工作（而不是“打工”）的重视：
“我之所以这么重视工作，任何工作都认真干好，包括做保姆也希望是模范保姆，或许就是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别人的尊重与温暖，得到别人的肯定与挂念，因为在家里、在老公那里得不到疼惜”。
对自己的评价：
“村里不少打老婆的情况，但像我这样勇敢逃出去的不多。我在浙江时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鼓励自己”。
“如果我是男人，可能不会走正道。作为男人，吃喝嫖赌是天性。只要不做缺德的事，不被抓起来，什么都不怕”。
“人生就是舞台。希望自己能演好每个角色，也希望尽可能尝试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我知道，作为妻子、儿媳、母亲，我是失败的”。
整理夏大姐的故事，我很能理解为何她会对我这个只见过一次的“外来博士妹”敞开心扉：她太孤独，她渴望被倾听与关爱。无论在夫家、娘家，还是儿女面前，她都无法找到相互之间的疼惜和尊重。她强调感谢有工厂的这份工作，而几乎不提打工生活的难处，除了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和家庭话语权之外，也是因为忙碌重复工作带来的身体劳累，能让她短暂逃离无所适从的家庭生活。但与此同时，亲密家庭生活的常年缺失，又加深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心里裂痕，甚至给她带来自我怀疑。
她的孤独不光来自于亲情的疏离，更是因为在她生活所处、以及她自己深信的价值体系里，找不到支撑自己行为想法的社会准则依据。一方面，成长于毛时代的她坚定认为女人应该自食其力，并为之自豪：“我从17岁起就是自己养活自己，感觉用别人的钱不习惯”。另一方面，她对丈夫最大的不满便是老公“不会赚钱、没本事”。一方面，她很在乎婚姻家庭的稳固，甚至认为自己总想离婚，很大程度是因为她常年在外打工，而老公留在村里，自己见世面多，赚的钱多，在家比较强势，夫妻有“性别颠倒”的感觉——她甚至感叹：“如果当初是他一直在外打工，我在家，或许我们的关系不会这么糟”。另一方面，她又坦诚提及曾经幻想过跟老板娘的丈夫远走高飞，因为自己并不爱丈夫；而最终没有“接受邀请”的原因是：那个男人只是给他老婆打工的，不会是靠山。她一方面控诉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的夫权和将生育权剥夺去的国家政策，并以离婚作为反抗的工具；另一方面，她自己对两个孩子的态度又多多少少复制着“重男轻女”的观念。当然，也可从另一角度理解她对儿子的偏爱——儿子是她拒绝堕胎、维护自己生育权的“胜利果实”，她自然更加珍视。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母凭子贵”，毛时代的“妇女走出家庭、经济独立自由”，资本时代的“万物皆为资本，资本才是王道”，在她身上交织着，塑造着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思想上的优越与纠结，更多的是无所适从。
像夏大姐这样有着常年在外打工经历、如今返乡却不能真正“回家”的女人，太需要有人倾听、理解、记录。她们是“中国制造”的缔造者，是城乡社会以及价值观变迁的承载者，是时代的缩影。批判性的理论和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分析她们的生活选择、生命历程。但与此同时，她们的悲喜沉浮、反叛与迎合，又远非这个时代的逻辑所能完全参透。
2014年我重访田野地，和夏大姐相聚。两年后再次相见，她脸上的皱纹斑点以及眼睛里的疲惫和困顿多了很多。她仍然在“钻石科技”工作，但明显感觉体力不如以前，觉得工作非常辛苦。她开始考虑离厂“退休”后生活——打算在镇上开个小餐馆。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商贸公司做翻译。儿子（也参与了我们的聚会）考进了市二中，希望能考上大学，不过对名牌球鞋更感兴趣。与老公的关系还是老样子，用她的话是“对离婚和关系好转都彻底死心了”。临别时，夏大姐含着泪对我说：“希望你能找个好人家”。我想，这是她用她的话语给我的最善意的祝福。
（此次访谈之后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曾多次与夏大姐及其丈夫、儿子、婆婆、弟媳、工友、朋友、老雇主相聚交谈，也曾前往夏大姐的家、工厂宿舍进行探访。离开田野至今，笔者与夏大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于2014年重访。此文初稿写于2012年，修订于20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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