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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家乡之间徘徊，在家庭的情感羁绊和外出寻求经济独立中纠结，似乎是女性农民工逃不开的命运。她们在父权和资本的挤压中遭遇痛苦却一直追寻自由。文中的夏大姐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生命中的心酸与骄傲：被左右的婚姻与生育，勇于外出寻求改变却要忍受日日辛劳，到成为家庭的支柱和在生活中获得更多能动性，是许多女工人生历程的缩影，这样的生命故事，值得被倾听和思考。
成长
1969年，夏云霞（化名）出生在龙虎山的夏家村（化名）。作为五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孩子，云霞虽然没有四哥得宠，却比三个姐姐受到父母的喜爱。
1983年，云霞小学毕业，成绩优秀。可惜家里除了有保证哥哥上学的钱，没有多余的钱能花在教育上。眼看要开学，母亲下决心，出外给女儿借15块学费。云霞知道了，觉得很丢人，于是放话：“借学费，就不读”。母亲说：“三个姐姐都没读初中，现在给你借钱让你读，你不读，以后别怪我”。云霞道：“不是我赌气。要读书我就想读到头（中专）。但现在家里就得借钱，能读几年也不知道。如果一直借钱给我读书，以后岂不要借一屁股债！我不要做家里的罪人”。老师来劝，云霞只好说，是因为自己不想读。哭了三个早上，云霞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永远和学校再见了。
彼时，打工潮虽已兴起，但在自然环境优越的赣东北，依然是一幅农耕田园的景象。云霞一面帮家里种田、做家务，一面自学哥哥的初中语文教材。她说：“我语文比数学好，数学自学不了。而且我当时想，语文好，应该就会与别人打交道，对以后的工作比较有用”。收音机里的《三国演义》和被翻传的七零八落的琼瑶小说，是她青春时期重要的精神伴侣。
3年之后，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云霞，被介绍到上清宾馆（归公家管）当服务员。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一个月30块钱，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村里人来说，这个收入不算低。
恋爱与婚姻
鹰潭，虽然不是政治经济中心，但是中国东南的军事枢纽之一，承担着军备后勤任务。88年，夏云霞被调到军工厂擦炮，39块一个月。她说，那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光。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军区的士官。士官当时25岁，个子并不高，长相也并不出众，但是很幽默，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他很会照顾人。后来士官邀请云霞一起去南京玩。云霞那时完全没往心里去，拒绝了邀请。夏大姐认为，自己当时情窦未开。
士官回安徽老家后写信给云霞。云霞的爸爸见信后让哥哥拆开，明白了他的意图，要求云霞跟他断绝联系。夏大姐说，那时她才了解士官的心意，自己也有了朦胧的感觉。于是，云霞一面按照父亲的要求给对方写了回绝信，一面又给对方偷偷写了另一封信。士官兴奋地连夜坐车来到云霞家，以买板栗为由跟家里人套近乎。但是一顿饭的工夫，父亲已经对士官的家境了解得七七八八，被酒灌得半醉半醒的士官则被哥哥送上了车，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认为士官家境并不比自家好，又远在安徽，命令云霞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对于年轻的云霞，朦胧的小种子本就还没生根发芽，便渐渐接受了父亲的告诫，没有再与士官联系。但是，夏大姐承认，这一段朦胧的感情对于她后来的婚姻选择影响很大。
1989年，上清镇的乡镇企业红红火火。云霞被介绍到一家食用菌厂，种植香菇，厂里有100来号人。进厂一个星期，她便因为反应快、沟通能力强，被指定做组长，管30号人。厂里的大姐热情地为她介绍对象——一位是厂里的会计，一位是白水村白家的儿子。白家儿子当时在杭州当兵。尽管会计家的条件比白家好些，但是云霞还没见到庐山真面目，就回绝了会计，选择跟当兵的小白交往。因为白家是云霞母亲娘家村的，两家间知根知底，父母便也未反对云霞的选择。
短暂的书信来往后，白家即给夏家下了聘礼，订了亲。结婚前小白邀请云霞去杭州的部队玩，云霞也觉得见面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到了杭州后，男方对云霞的感觉很好，提出同居，云霞拒绝。但夏大姐说，她当时并没对小白的要求觉得反感。倒是后来一起坐火车回家的经历让云霞心里打起退堂鼓：在杭州游玩几乎花光了他们身上的钱，剩下的钱只能买一张火车票——有一个人得逃票。火车检票时，云霞见小白丝毫没有蒙混过关的办法，只好自己假装肚子疼，检票员糊里糊涂地放了他们进站。快回到鹰潭时，云霞提议小白提前在小站下车，因为小站不会验票。但小白不愿意，坚持要在终点站下车。出站时果然被逮到，扣押了军官证。最后云霞跑到市里找亲戚借钱，还搭上一条烟，才把小白救出来。
夏大姐说，她当时感觉小白完全没有保护女孩的能力和意识，做事不灵活，脾气犟，于是起了退婚之心。她向母亲提出自己的想法，母亲说白家价值将近4000块的聘金和聘礼，已经花掉了一部分，不同意退婚。她又去跟男方妈妈说彼此不合适。未来婆婆认为已订婚，不能反悔。夏大姐说，她当时威胁道：“如果非要我结婚，今后有什么事你负责！”
之后，气愤又无助的云霞再一次跟妈妈提出退婚，妈妈最后放话：“死都要死在婆家！”这让云霞彻底断了对娘家的指望。夏大姐认为，因为老公的村是妈妈的娘家，妈妈怕退婚传出去会让自己在娘家村丢面子罢。
生育与引产
1990年，云霞和小白结婚，婚后不久便怀上了孩子。小白在镇联防队工作，一个月85块钱。为了避免和婆婆“结恶”，他们每月交60块给婆婆。当时同住在公婆家的，还有老公的三弟和弟媳。婆婆十分偏爱三弟，也不让他出生活费。夏大姐说，她对此选择了忍让。
1991年，云霞生下了一个女儿，自然是没有顺遂大家的意愿，还得加紧生孩子。
女儿一断奶，云霞便又怀孕了。肚里的胎儿已经7个月大时，镇里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没到生第二胎年限而怀孕生子的情况要重罚。一家人盘算着：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还算值，如果是个女儿，那就太亏了。而且姐姐和姐夫在镇政府工作，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家。作为妹妹的云霞，只好将7个月大的孩子引产了。
“引产后，我每天哭，觉得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后来老公不小心说漏了嘴——那是个男孩，我更是崩溃了。身体恢复一些后，我就决定出去打工”，夏大姐回忆到。
外出打工与计划生育的乌云笼罩
1992年，为了走出引产之痛，云霞第一次外出打工——在温州的一家生产下水管道的工厂做产线工人，工资计件，一个月可拿到500块钱。几个月后，她便与老板一起干起了销售。
可没多久，镇里计生部门传来消息要求在外打工的妇女都要回乡妇检——检查是否偷偷在外怀孕。就这样，夏大姐说，那两年，每三个月都要回家妇检一次。有一次在甘肃销货时与家里通电话，政府又要她回去妇检，云霞说什么也不回去了。老公被迫无奈坐车到甘肃来接，云霞也不回，认为政府有意刁难。最后政府威胁要拆娘家房子，家里发电报说父母双亡，云霞才赶回。
“回来后，我就在镇政府门口大骂，骂他们无能，就知道要女人流产，没别的本事。要他们出去看看，好好学学管理……当时赚的一点钱都花在路费上了”。夏大姐说，那是她唯一一次公然冲撞政府部门。
北海的奇遇
1994年春节后，云霞跟老公、哥哥一起出去打工，女儿则交给婆婆带着。他们去了广西北海。“他们在修船厂，我要自己找事做。他们有宿舍，所以我要找个能解决吃住的工作。后来找到在一家小餐馆待下，包吃包住，一个月260块钱。”
亲眼目睹的一个女孩的经历让云霞不得不感叹社会的不堪，至今都无法释怀。
“她是我们店新来的服务员，当时才19岁，算是我妹妹。与我合租在一起，所以慢慢熟悉。她告诉我，刚跟男朋友订婚不久。有一天两人因结婚的事吵架，她离家出走。被男朋友的老板撞见，就请她吃饭喝酒、‘心理安慰’。老板把她灌醉后，把她带到宾馆……那之后，她觉得没脸再回去找男朋友，就四处游荡找工作。几天后工作没找到，钱就花光了，于是她第一次接了客。事后自己觉得很懊悔，所以到小餐馆来打工。但是，没几天工夫，她又觉得餐馆工作辛苦，工资少，就到隔壁发廊工作了，那家发廊是明目张胆做那种生意的。但她还跟我住在一起。后来，她跟一个拐子特别好。拐子每天来找她，之后会给她些钱。但是没多久，那个拐子就隔三差五地去赌博，之后不但不给她钱，还从她那里要钱。有一次，女孩不给他钱，他就一个下午带了六个男的‘生意’给女孩，事后还把六个人付的钱全部拿走了。你说他是不是畜生！”
“几天后的一次扫黄活动，女孩被抓到派出所，拐子倒是没事。但是，有一天晚上，拐子来敲我宿舍的门，我觉得奇怪。他说女孩有个东西落在我那里了。我打开门，他拿凳子够到天花板的地方，从天花板缝隙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子钱。我才明白，那一定是女孩攒下来的‘辛苦钱’，一定是他们原来关系好的时候女孩告诉他的。当时我真后悔，怎么给他开了门。就这样眼看着拐子把女孩的钱拿走了。后来也不知那个女孩怎么样了……我自己在餐馆门口招揽生意时也被嫖客调戏过，不过我把那些人骂跑了。但是我在小餐馆再也忍受不下去，就离开了”。
女孩的经历让当时的云霞深深地感到了女性的悲惨。她也时刻提醒自己：“千万要自重自强，不能被人欺负，一步走错，可能就再也没有回头路”。接下来，夏大姐叙述的自己的经历更加让人惊愕。
离开小餐馆之后，云霞又在一个娱乐城找到工作，一个月500块钱。夏大姐说，那是个大型正规的娱乐城，自己并没感觉到安全问题，而且老板是女人，广东人。8个月的工作期间，有30多个服务员先后被炒鱿鱼，云霞却始终被女老板青睐，而且渐渐地与老板的关系越来越近。老板的生意很大，另外还有一家席梦思厂。
有一天，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是否愿意做自己老公的二奶。云霞错愕。老板解释：“我生不了孩子，如果你能跟我老公帮我们家生个孩子，将来我会给你钱，让你在江西开个席梦思的代理店。而且现在生意场上哪个男的没有二奶，与其让他自己在外面找些乱七八糟的，我不如把你介绍给他”。
云霞吃惊于世上竟有这样的老婆，同时也觉得自己受辱。但她承认，老板提出的条件对于她来说很有吸引力。她下面的这段话，让我印象尤其深刻：“其实她老公长得很帅。要我跟他生孩子，我挺愿意。我甚至幻想过生完孩子后，我们俩能远走高飞。反正我结婚之前就已经不喜欢我老公了。但是，后来想想，那个男的其实是给老板打工的，没有自己的事业。万一以后老板利用完我要害我，他应该做不了我的靠山。所以，后来我就对老板娘说，这太难为我了。然后辞职离开了。”
云霞说她从未把这些经历告诉过老公，也没跟哥哥提起过。她怕老公吃醋，挑起事端，也怕哥哥责骂自己去乱七八糟的地方打工。
在北海的日子，云霞跟老公的感情仍然是冷淡的，相聚时间很少。老公并不喜欢在外打工，更怀念乡村里的生活。云霞倒是与哥哥常见面，那时哥哥利用工余时间在读函授的会计。
第一次返乡和接二连三的引产风波
1995年回家过完春节，云霞不愿再去北海，便没跟老公和哥哥同行，而是前往了深圳。她进了宝安的一家箱包厂，做车工，踩电频缝纫车。工资计件，一个月700多块钱，但每天工作14小时，很辛苦。那时没有劳动合同，身份证押在老板那里，每月月底才发上一个月的工资，但夏大姐用“很规律”来形容工厂打工生活，似乎并无太强的不满。做了将近一年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云霞连夜赶回家，身份证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押在厂里没取出来。
回家期间，云霞又怀上了孩子。所以1996年，她留在家里，没出去打工。也是从这一年起，老公小白一直留在村里，种田、做村委委员，没再外出打过工。村委的工作不忙，所以小白也间中干些别的活计。
肚子里的孩子快要7个月时，很多人劝云霞去刚引进B超的医院去检查胎儿性别。经不住家人的劝说，云霞去做了B超，检验结果是女性。于是夫家顺理成章地又一次让云霞引产了。两次的引产经历，云霞身心俱伤，心中点燃了对于堕胎和夫权的愤恨。
这之后，云霞跟老公与表姐夫妇一起在上饶开了家面包店。生意做得不错，就是起早贪黑很辛苦。可好景不长，平静又被打破了——有天深夜，当地的黑势力团伙打劫他们店铺，向他们“借钱”并要他们交出老板。几人只好谎称老板不在，在场都是打杂的，但是表姐夫还是给认出被狠揍了一顿。最后，他们把当月的收入全部相送才算了事。第二天，几人就把店铺关了，打道回府。夏大姐说，从那以后，只要她向老公提议开小店做生意，老公就以此事作为理由表示反对。云霞便只好自己在镇上做些小生意小买卖——卖甘蔗、炒瓜子、在学校帮厨、卖包子。
1999年，云霞再一次怀孕。家人又一次逼迫她去做B超——如果是女儿，还要她引产。这一次，云霞说什么都不答应，每天跟老公和婆婆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提出离婚。夏大姐说：“当时我就跟老公说，你们完全把我当生育的机器！我以前认了，现在再也不忍下去了。这次生完孩子就离婚！如果是男孩，你们留着；如果是女孩，我自己带走。绝不去做B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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