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多伦多公共交通乘客需要更合理的票价

 

与所有故事相同，我要讲述的故事也始于我的个人经历：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是什麽促使我成为了一个公共交通政策的倡导者。 

 

90年代末的时候，我每天都需要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士嘉堡的最北边与最南边 ── 一条多伦多边远的郊区线路去读高中。那个时候我总是迟到，有时候因为起得太晚，但多数时候因为公交车的稀少。如果我错过了要乘坐的公交车，就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等待下一辆车的出现。甚至在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以保证上学不会迟到的日子里，也经常会在转车的时候发现，我要等的车迟迟不来。在望眼欲穿的20分钟等待之后， 4、5辆同一线路的公交车一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的许多高中同学都有着和我一样的烦恼，当然，有一些同学比我幸运。最幸运的一个同学在16岁生日后就收到了父母送的车。还有的同学可以每天搭父母的便车来上学。而我的父母既没有钱送我一辆车，也没有时间载我去学校，他们也在为每天搭乘公交和地铁去上班而烦恼。

 

当我们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后，首先入住在士嘉堡东北部的Malvern地区。儘管那时我还年幼，却也懂得父母上班的艰辛。做柜员的母亲需要转乘数次才能到达她在市中心上班的银行──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小时，每天她都要花费三小时时间往返于家和银行。

 

我的父亲在多伦多北部Woodbridge的一家麵包厂工作，由于需要搭乘两个客运系统，他需要支付双倍的车票。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他为了节省第二次坐车的费用，每天都要从士刁斯(Steeles Ave.)大道上最近的公交车站走25分钟回家。当我得知他从哪一站下车，需要走多久的时候，我非常震惊。而后，负罪感替代了震惊，因为我的父亲需要如此辛苦地赚钱来养家餬口。

 

数年时间里，除了上班路程的艰辛，父母的生活也因为需要抚养年幼的我和弟弟而变得更加辛苦。最终，我的母亲放弃了，她买了一辆车。

 

在我长大之后，我一度以为只有我们家和我的几个朋友家觉得多伦多的公共交通又贵又不方便。但是当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每天需要花费三个小时往返于士嘉堡与约克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家庭都在面临着与我们家一样的困境。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每天因为不足的公共交通而产生的烦恼源自于时任省长Mike Harris对多伦多市公共交通服务预算的裁减。到1995年的时候，省政府裁减了多伦多公共交通一半的预算开支。从那时开始，市政府为了维持多伦多公共交通的正常运作，使市民不得不面对公共交通服务的减少与车票价格的增加。

 

儘管我家已经移民加拿大26年了，多伦多公共交通的不公平与不方便仍然存在。我的好朋友Helen Liu是一名酒店退休员工及UNITE HERE 75分会的会员，她曾经和我分享了她的个人经历。今年的早些时候，我们一起向TTC委员会做了一个陈述，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他们连续第二年提出的增加公共交通车票价格的提案。

Helen作为安省华人老年协会的代表，与作为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代表的我一起向TTC倡议为老年人提供车票优惠价格，或在非高峰时间让老年人免费乘车。

 

正如Helen所说的那样，“老年人的收入有限，他们负担不起TTC的昂贵价格。他们只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省吃俭用，以便负担公共交通的费用。第二个是呆在家中，不要外出，不去看望家人与朋友，与世隔绝。第三个是走路。”Helen提到她的一个年长的朋友，为了节省车费，每週三都需要步行8公里来参加他们组织的老年活动。

 

我经常引用这个故事来强调为什麽公共交通是涉及到社会正义的问题，为什麽公共交通的不便对于老年人、残障人士、年轻人、移民、有色人种、低收入者以及每天乘坐它上下班的人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障碍。由于公共交通的稀缺和不便，他们许多人被社会边缘化，不能够完全享受市民生活或进行全职的工作。

 

当我在劳工教育中心做成人教育教师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们为学生们提供TTC的代币，学生们就能够做到按时按次来上课。我发现每个学生都想得到代币，无论他们需不需要每天乘坐公共交通（他们经常选择走路或者骑车来上课）。这些问题也通过最近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发佈的报告《健康的下一步：多伦多的公共交通与健康不公正》体现出来。这份报告指出，许多低收入家庭因为负担不起公交车费所以没有带孩子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只有当孩子健康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才会去看医生。这份报告还指出，许多家庭因为负担不起公交车费而无法参加由市政府提供的免费家庭活动（如滑冰、游泳和音乐会）。

 

正是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促使我加入了多个提倡平等公共交通的组织。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由大多地区工人集会组织的名为“免费而便利的公共交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倡导公共交通应该如其他社会商品，比如医疗保险和公共教育相同。在参加这个活动的同时，我也活跃于其他的组织当中，包括一个为无家可归人群、边缘化人群及低收入女性服务的组织Sistering发起的“合理票价同盟”活动。这个同盟为社会救助接受者和残障人士争取更低的车票价格。

 

在那段时间，我们尝试着去计算安省政府在培训项目方面投入了多少资金来帮助人们通过就业度过财政难关。得出的数据显示，相比于政府将资金发放至各个机构来支持公共交通，政府将资金直接投资于公共交通建设的方法更加有效。

 

最近，多伦多所有的公共交通政策倡导者都在TTCriders的组织下联合起来，发起了名为“公共交通乘客需要更合理的票价”的活动。我们的目标是安省政府，因为他们没有将年收益的50％投入到TTC的运营中来。由于政府的不作为，TTC乘客需要支付的运营费比率是整个北美地区最高的。

 

我们要求省政府每年为TTC投入7亿加元，这样TTC的服务就可以增加25％，车票降低20％，并能够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进一步的优惠政策。我们採取了一系列有创意的策略来实现这个目标，最近的一次便是“沙丁鱼集会”。TTCriders组织了一场长达1个月的在社交媒体上的竞赛。通过TTCriders这个平台，我们鼓励乘客们拍摄并上传他们在公交车上被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照片。获胜的人可以有机会将“沙丁鱼奖”颁发给我们安省当时的交通厅长Glen Murray，以表现我们对自由党政府多年来拒绝给予TTC合理经费的抗议。

 

本年3月28日，超过100名示威者穿着沙丁鱼造型的衣服，乘坐有轨电车来到Murray竞选办公室门口举行抗议游行。由于他的助手锁住了门，我们没能将这个奖──一个沙丁鱼造型、装饰着罐头的盘子亲自颁发给他，但是这个富有创意的示威收到了很好的媒体效应。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是在安省立法机构门口支起一个大的公交车模型，邀请省议员来感受一下在公交车裡被挤成像沙丁鱼一样到底是什麽感觉。

 

无论从平等角度还是环境角度出发，我们的行动都在TTC乘客中引发了很大的共鸣。正如TTCriders联合主席Jessica Bell解释的那样：“鼓励公共交通是一个城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增加公共交通服务并降低车费，我们不仅能够降低碳排放量，使城市空气更加清新，充满活力，还能够打破障碍，使更多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回想我参加过的Helen Liu及老年协会的活动，我觉得Jessica的话十分正确。因为我们是否提供车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如果我们没有为参加沙丁鱼集会的人们提供车票，很多人就无法加入进来。因此，沙丁鱼集会本身便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证明了昂贵的车票对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阻碍以及公共交通现状对于那些最需要他们的人来说有多麽的不便。

 

我从高中每天需要坐车来往于学校和家的时候开始思考我家所遇到的困境是否与公共交通问题有关。今天，我再次思考了公共交通对于那些无法负担私家车、只能使用公共交通的人们的重要性。

 

在21世纪，公共交通不仅关乎环境正义，也与社会正义息息相关。当全世界都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变人们对于石化燃料的依赖的时候，我们的联邦和省政府也应该认真考虑增加对公共交通的投资，使其成为一个更加经济、有吸引力的出行方式。

 

正如Michael Laxer在他rabble.ca博客中写的那样，那些声称没有资金补贴公共交通、并且进一步削减260亿加元公共交通年补贴的人们使得汽油和能源的消耗大大增加。最近，巴黎市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决定实行週末乘坐公共交通免费的政策。投资于公共交通不仅能够减少道路的拥堵，改善空气质量，还能够提高学生和工作族每天的生活质量。对于我来说，经济实惠又便利的公共交通不只关乎于环境正义，更关乎于社会正义。

 

Jennifer Huang任职于多伦多及约克地区劳工议会，活跃于TTCriders，是Our Times管理与谘询委员会的成员。

TTCriders成立于2010年，由多伦多环境同盟、多伦多社会规划、多伦多及约克区劳工议会、ACORN以及加拿大学生同盟组成。

本文翻译：Grace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