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多伦多支持武汉医疗物资捐款行动”请求公众捐款的文宣
募捐方的承诺和“失误”,捐款者的失望和问责
中国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也牵动了加拿大华人的心。
1月23日,多伦多西乃山医院两位博士后研究员卫焱星博士(Dr. Yanxin Wei) 和陈博士(Dr. Kelan Chen)发起了募捐活动。
在“多伦多支持武汉医疗物资捐款行动”请求公众捐款的文宣中,募捐发起人提到他们的工作单位——西乃山医院,发起人是“卫医生”和“陈博士”。
他们在文宣中承诺:“随后会公布物资筹备信息和购买明细,保证捐赠的物资确实到了一线科室医护手上,接受查询和监督。”
公众对募捐活动反应热烈,24小时内,3542人捐了304,048元,远远超过了25,000元目标捐款数额。
明报在1月25日报道,大数额善款引起了各界对卫、陈两位博士身份的质疑。西乃山医院公关部主任麦加利(Barbara McCully)对此特别澄清,筹款活动是这两位研究员的个人行为,而非院方行为。
近5个月后的6月22日, 卫焱星博士对贴心姐妹网说,募款方在公开信息方面,有比较大的失误。
募捐方在筹款平台的网页3月1日后一直没有更新,直至6月22日贴心姐妹网记者追问,募捐方才在当晚更新。
募捐方当晚在募捐平台发布的公告中说:“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我们已将每批物资的情况发布至本捐款平台网站”,“本次TorontoWuhanDonate募捐活动筹得的款项已全部用完”。
而多伦多一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捐款者J认为,募捐方没有及时公布捐款使用信息以及公布的信息不够透明,账目中没有每笔救灾物资的费用,特别是3月1日之后的捐款使用,留下巨大疑问。
根据募捐方在募捐平台公布的信息,2月6日公布的信息说第一批和第二批物资约合53,844.83元,第三批防护物资(价值约5万元)已陆续到达多伦多中转仓库,而3月1日公布的信息中说第三批物资的价值为111503.86元。6月22日公布的信息说,第四批物资的价值合计约61,352元。其它支出是运费8,642.98元及5,858.00元人民币,银行支付转账手续费411.50元,其他费用(注册非赢利性组织)259.66元,以及捐给加拿大医院的973.74元。
按照目前募捐方在募捐平台上公布的信息,四批物资的购买费用、运送费用、银行转账费用,非牟利机构注册费用,以及给加拿大医院的捐款合在一起的总数,还没有达到可支配捐款总额294,079.45元和另通过微信转账筹得的9,220元人民币。
贴心姐妹网记者书面向募捐方询问:第三批物资的价值到底是约5万还是111503.86元;救灾物资是否总共四批。在发稿前,募捐方没有作出说明。
J对募捐方提出很大的质疑:“他们是把捐款人当作数字/钱,还是具体的个人,是有知情权被尊重的参与者?”
捐款者的心愿,期待和等待
武汉发生疫情后,J看到“多伦多支持武汉医疗物资捐款行动”请求公众捐款的文宣,其中的“西乃山医院”和“卫医生”两个词,赢得了她对募捐者的信任。她说这两个词对她决定给这个募捐活动捐款起了“100%决定性”的作用。
在国内大年三十那天,她为这个募捐活动捐了款。捐出的数额是她担任助教的月收入的一半。
“当时看到新冠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各种物资缺乏,加上当时对病毒的认识有限,就十分忧心。我知道这个捐款渠道时正值国内大年三十,同时也号召了身边的人参与捐款。我并非十分富裕,我捐出的数额是我月收入的一半,真心希望能切实帮到国内的医护人员。”她说。
她对捐款使用的期待是:“当时捐款发起人明确表示筹集资金购买物资后运送回国以应对国内一线医院物资缺乏。捐款通道开启后,捐款数额在短时间内大大超出预定目标,此时募捐方就应该对捐款若不能完全使用将如何处理作出预设,同时在之后作相应的声明。”
捐款之后,她在2月8日收到过来自募捐团队的一封电邮。
该电邮通报了捐款总额以及第一批捐款物资的落实情况。电邮最后说:“后续物资正在采购中。项目进程将在募捐平台网站上及时发布:https://torontowuhandonate.causevox.com ”
但近4个月,她也没有等来更新。
在6月19日她向贴心姐妹网就这个捐款活动的募捐方进行投诉时,募捐方在募捐平台上的最后一次更新是3月1日。
她也再没有收到过来自募捐方的电邮。
J 6月19日对贴心姐妹网说:“最开始收到第一次群发email通报募捐方进展还是挺高兴的。但是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北美疫情爆发,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向自身在加拿大的安危。与此同时,我开始担心先前的巨额捐款无法得到合适的使用和处理。因为此时加拿大本地已医疗物资缺乏,而中国成为医疗物资输出者,那么募捐方最开始的筹集资金购买物资后运送回中国的工作方向就不再适用。但是募捐方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一直沉默。我会希望募捐方和其自愿者团队能明确说明剩余资金的总额,以及计划如何处理剩余捐款。”
另外一位捐款者——从事教育行业的K女士当时在她的大学校友微信群里看到募捐的消息,立即捐了款。她说:“校友会推荐,可信度高,出现最早。”
她希望捐款能”救灾“。
除了1月24日收到一封作为捐款收据(transaction receipt)的电邮,她之后就没有收到过来自募捐方的任何电邮。
艰难的采访和问责
贴心姐妹网记者接到捐款者的投诉后,对募捐方的采访很艰难。
记者于6月22日首先联系并采访了募款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卫焱星博士。
他说,募捐方2月成立了非牟利组织(编者注:Toronto Wuhan Donate Foundation),他在3月中旬退出了团队。
“事情,我认为做得还比较满意的,但在信息公开方面,包括整个过程中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宣传小组做宣传工作,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回顾募捐救灾活动,他这样评价。
他说,7个人投票,否决了设立宣传小组的提议。
于是,记者想采访此次募捐方资金组的负责人陈博士(Dr. Kelan Chen),请他提供她的联系方式,卫博士说找不到她的电话号码,让记者联系团队的陈钧毅律师。
记者当天联系了陈钧毅律师。
募捐方近4个月没有向捐款者公告捐款落实的情况。陈钧毅律师表示,所有捐款已用完,有了总结的初稿。
记者请她提供具体数字,她说:“具体的,我还要和会计核一下,我们几个核了初稿,但是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个草稿,最后的终稿因为疫情,大家忙这儿的疫情,没来得及fanalize(定稿),,但我们确实是全部捐掉了。”
她让记者到时候看他们平台上更新的资料。记者问什么时候能看到,她说大约两周后。记者表示要发稿,不能等待两周,要求募捐方当天提供相关数字。
陈钧毅律师当晚通过电话短信告知记者平台已更新,并说如果需要联系陈博士(Dr. Kelan Chen),让记者提供微信号。记者提供了微信号后,陈博士(Dr. Kelan Chen)主动发来电话短信。
在和陈博士(Dr. Kelan Chen)的短信对话中,记者开门见山说明提问的缘由:”贴心姐妹网接到读者的电话“,然后就读者的投诉内容,向她询问平台为何3月1日更新后近四个月没有更新。陈博士(Dr. Kelan Chen)的解释与卫焱星博士、陈钧毅律师的解释都不同,但记者表示要进一步采访时,她说记者不能公开发表她的答复,并让记者转而采访陈钧毅律师。
次日,记者将有关募捐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捐款使用明细,以及在退税收据和注册非牟利团体事宜上和捐款者的沟通等问题,通过电话短信发给陈钧毅律师,并通过电话联系她,但她没有接,于是记者电话留言,还发了第二条短信请对方看到短信后确认。
但到晚上还未获得回应,记者又给陈博士(Dr. Kelan Chen)发电话短信,请对方提醒陈钧毅律师看记者发给她的问题;并表示,如果陈钧毅律师忙,也可请他们团队中其他人给记者答复。
直至发稿前,记者仍未收到来自募捐方的回应。
捐款者J至今还保留着1月23日那个促使她捐款的募捐文宣。文宣中有一句话: “随后会公布物资筹备信息和购买明细,保证捐赠的物资确实到了一线科室医护手上,接受查询和监督。”
对募捐救灾活动的反思
K女士一直以来有给其他非牟利机构、慈善组织捐款,这些机构都提供退税收据,她以为此次为武汉抗疫的捐款也能得到退税收据。
据卫焱星博士提供的信息,募捐方由于想省去销售税,在2月中旬注册了非牟利机构,但并没能达到省去销售税的目的。即使注册了非牟利机构,募捐方也没有资格向捐款者提供退税收据。
K女士对募捐方没有向捐款者说明是否能提供退税收据,没有向捐款者通告成立非牟利组织以及该非牟利组织在捐款落实后是否会继续,都表示不满。
她说,作为募捐者和募捐团体,应该有责任和义务,知道什么可以操作,什么不可以操作。作为捐款者,需要仔细调查募捐者的背景,看能不能信任,决定要不要捐。
另外一位捐款者J表示,“在如此危急的时刻有人愿意发起捐款,并承诺款项将落实扶助,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是一种有社会责任感的担当。此次的捐款平台,我也是看到发起人提供了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资历,才愿意捐款的,觉得发起人应该是值得信任的。但是捐款筹集之后,疫情发生转变之后的对捐款的处理和使用的没能及时对大家做出说明,哪怕是表示剩余资金已冻结处理待定这样的通报都没有,我对此表示很失望。”
她认为:“募捐方不能够存在着大家会淡忘这笔捐款的侥幸心理,既然发起捐款就同时肩负起落实捐款,和公开透明的责任。而我们社区应该具有询问、跟踪和监督捐款使用的意识,真正地参与救助的行动,而不是捐了钱就结束了。”
施雅芳 贴心姐妹网 yshi@lovingsist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