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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兔老人
“大娘们的回忆太珍贵了，值得有一个地方永久珍藏”
“查明会”，日本民间团体，全称“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成员包括媒体人、律师、公司职员、家庭主妇等市民，约有三百人。目前，成员已扩展到韩国、菲律宾、朝鲜等亚洲国家，其中女性占大多数，也不乏男性。
查明会用“大娘”指山西当地的日军性侵受害者，因为它是山西方言中对年长女性的尊称，亦是表达亲切的称呼。国际社会普遍达成共识，“慰安妇”是一个有侮辱性的词，将性暴力称为“慰安”，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女性人权的践踏。本文不使用“慰安妇”指称性暴力受害者，如有特殊必要，将加双引号。
尽管二战性暴力受害当事人已全部离世，查明会和其他为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权益努力的民间组织的工作仍未结束。
2016年9月3日，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纪念日，也是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图片常设展开展一周年的日子。上午，纪念馆门前举行了开展周年的纪念典礼。据悉，该常设展计划将至少连续展出十年时间，长期作为太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部分，供当地市民和中小学生参观学习。
其实，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图片展已经不是第一次举办。早在2007年春天，图片展实行委员会便成立了，参与的组织成员除了山西省查明会的核心成员外，还有关注海南地区性暴力受害者的“Hainan Net”、日本妇女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等民间团体。接下来的几年中，山西武乡、卢沟桥、西安、广州、南京等地，相继举办了主题展览。但像太原本地这样的常设展览，还属首次。
展览在纪念馆中还原战争场景的地下隧道内进行。虽然临行前早已做过功课，对于大娘们的故事并不陌生，随行的青年学生仍表示“没想到冲击力这么巨大，大娘们能挺过来真是太坚强了。”
许多其他国家地区在战争中受害的女性都面临着相似的情况，随着受害者年龄越来越大，病痛和贫困让她们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时间也成为她们争取正义的最大障碍。想要帮助当事人发起诉讼，而向政府获得赔偿的民间团体们，都在和时间赛跑，这更使得对当事人证言的采集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在世界各地已兴建多个战争性暴力受害女性的专门纪念场所，作为全世界受害女性共同的回忆基地。主要有东京的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首尔的韩国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台湾首座“慰安妇”纪念馆“阿嬷家”也将于今年正式开馆。
据前日本NHK电视台节目制作人、查明会成员池田惠理子，也是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负责人介绍说：“虽然日本政府想要隐瞒罪行，但在资料馆的证言资料中，受害者将真实的历史讲出来、写出来，甚至画出来，让后人能够有机会了解真正的历史事实。”
韩国首尔的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利用电子技术保留当事人的证言
这些场所保存了受害者的文字、视频证言和物证等历史资料，保存了日军施暴的证据，记录了历史，更是妇女人权的教育基地。而在中国，因为国家对“慰安妇”问题的暧昧态度和现实原因，目前还没有专门为战争性暴力受害者设立的纪念馆。
“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据了解，查明会几乎每年的探访行程，都会邀请学生志愿者一同参与。与往年不同的是，在今年的探访活动开始之前，查明会曾为青年学生组织了一场小型学习会。据早稻田大学教员热田敬子透露：“查明会一直重视青年人的加入，希望他们能一起为大娘努力。因当地情况复杂，查明会希望随行的青年能在充分了解历史背景和当地条件之后，再进行详尽地观察。”
学习会结束前，学生志愿者和查明会成员一起观看了拍摄于2004年的纪录片《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片中记录了部分大娘们的证言故事以及查明会探访大娘时的情景。
历经十几年时间，片中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和境遇都发生了细微或重大的变化，而没有改变的是民间力量想要为大娘们讨回公道的初心。热田敬子说：“后来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大娘的笑容很是遗憾，看了外界宣传的大娘们的故事，我们会觉得很难过，诉讼本身的历程也十分艰辛。但大娘们灿烂真实的笑容，那在历经苦难后却顽强生存的女性的笑容，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即使已经对片子中每个细节非常熟悉，在看到多年前万爱花大娘带领众人去探访其他老姐妹的生活时，查明会成员们仍激动得流下眼泪。
“我一定要为我妈讨回公道”
在与家属的交流中，有人提到“（展览）让人看了心里不好受，好像俺妈不是啥荣誉的事儿，被所有人知道了。“
而家属们“不荣誉”的感受，并非只是个别现象。大娘们在村中的名誉，是从1996年向日本方面发起国际诉讼后才慢慢得以恢复的。1996年万爱花大娘第一次赴日做证时，陪同的只有原外事办的工作人员何清一人。身材高大的何清站在瘦小的万爱花大娘身边，甚至被误会成政府委派监视万大娘的警察。
之后漫长的七年诉讼中，累计有受害人和遗属共计22人赴日，村民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曾被同村人说“跟日本人睡觉”的大娘们，也终于被认可为受害者。
抗战纪念馆展厅入口处写着鲜明的“勿忘国耻”四个字，对于接受过历史教育以及看过抗日战争宣传的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山西大学副教授赵金贵鼓励家属们“想清楚，大娘们被侵害不是她们的耻辱，而是日本政府的耻辱。它一天不道歉，我们一天也不能放弃。”
而南二仆大娘的养女杨秀莲已经多次去日本做过证。她第一次听说自己母亲年轻时的遭遇，是在村中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在她得知恢复名誉、赢得日本政府的道歉是母亲的遗愿后，“为我妈讨回公道”便成了她最大的心事。
在山西最后一天，女声一行人跟随查明会见到了万爱花的女儿拉弟。
万爱花大娘曾是一位共产党员，战争发生时她虽然只有十几岁，却积极参与抵抗侵略的活动，一度担任了副村长和妇救会主任等职务。她曾三次被抓，经受了日军的拷问和性虐待，最终死里逃生。
战后的几十年中，万爱花作为英雄的事迹不为人知，得不到尊重与认同，更没有受到过任何来自于政府的“待遇”。拉弟提到万大娘在战后贫病交加的生存状况时仍然情绪激动。直到当事人对日本政府发起诉讼以后，她们母女才获得了来自政府的一部分医疗补贴，并拿到了太原城市户口。
“不会放弃，因为大娘们在天上看着我们”
在展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原告大娘们纷纷去世后，查明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将如何继续做努力时，查明会副会长、曾经的中学历史教员加藤修弘回答：“虽然现在在日本，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的路已经被阻断，但我们还在努力开辟新的道路。比如推动修改宪法，允许个人起诉国家，从而为受害者从政府那里讨回公道。”
图片展周年纪念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查明会成员和部分家属答记者问
到今天为止，查明会以及其他国际社会中的民间力量还在坚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虽然山西大娘的赔偿要求已于2005年被最终驳回，但2003年的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并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等，尽可能予以救济。
今年是查明会的第20个年头，核心成员们年纪也越来越大，其中最年长的当属共同代表石田米子，她已82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握手温暖有力。临别时，石田米子回忆起万爱花大娘曾经的嘱托，表示自己不会辜负大娘的期待，明年将再赴太原。
山西省查明会成员与大娘家属座谈中
夹在国家和战争间的女人，如何获得正义？
侵略战争从来都是女人的宿敌。战火中对于家园的毁坏，使女人同男人无差别地投入到抵抗入侵和后方支援中，但当战后利益重新分配，女人却被理所当然地倡导“回归家庭”，将权力和就业机会让与男人。
战争中性暴力带来的伤害，被和国仇家恨捆绑在一起，被当成女人需要自己解决的问题，仿佛她们被关注的意义只在于她们是被侮辱和损坏的，使国家和男人丧失了颜面。这也解释了为何互联网上对“慰安妇”权益的讨论，最终往往止步于评论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非聚焦于问题本身。
强奸、性奴役和性虐待，战争中女人亲历的人道主义危机，之所以是值得被重视、被记忆、被公开谈论的，不应仅仅因为它的发生和存在令我国男性的民族自尊蒙羞。牢记这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反复讲述和渲染令人沉溺的悲情，亦不能止步于对于当事人的同情和关怀。
时至今日，武装冲突和难民营中的性暴力事件仍在发生，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任何对于战争的反思，都必须看到女性的经验和女人的遭遇。这更促使我们去追问：在纠正国家性别暴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当事人已全部离世的背景下，除了对个案的关注和声援以外，我们还能如何从推动制度改变的层面上做得更多？
（本文于2016年9月23日发表于“女权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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