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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Radio-Canada
两个星期前在多伦多，警方开枪击毙了叙利亚裔青年雅蒂姆。2008年发生灰狗巴士斩首案时，案犯李伟光也曾和警察对峙良久。更早一些还有来自香港的余伟康，他被多伦多警察击毙的起因和过程与亚蒂姆惊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他拿了一把锤子而雅蒂姆持刀。
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是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或疾病，而在他们发病惹祸以后，前来处理的人不是医生，甚至没有受过必要的相关训练。2003年，加拿大电影导演劳拉.斯凯以余伟康事件为题拍了一个纪录片《Crisis Call》。十年过去了，雅蒂姆却成为第二个余伟康。斯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她在得知雅蒂姆之死时，感到深深的悲伤，愤怒和绝望，以及想和别人一起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被雅蒂姆事件震惊的人们多半首先想到警方反应是否适度，但是斯凯关注的是：让警察去对付一个发病的精神病人是否合适？她说，即使是她遇见过的最优秀的警察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和技能。那么为什么会把他们放在第一线的精神病医生这个位置上呢？
因为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没有负起照顾这些人的责任。斯凯说，政府用在心理健康上的拨款逐渐减少的同时，我们对警察的需要在逐渐增加。而她更担忧的是，这种现象没有引起公众应有的注意和辩论。
为什么讲述余伟康的故事？
余伟康（Edmond Yu）
1997年2月20日，多伦多警方接到报告说，有人在车站袭击一名妇女，随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人就是余伟康。见到警察靠近，余举起一把小锤子。一名警官向他开了六枪。余伟康身中三枪，被击毙，时年35岁。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警察。早在此事发生12年前，他就曾被警察押送到精神病院。和后来的李伟光一样，他被诊断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斯凯说，余伟康的无家可归和贫困的生活状态，他在疾病中的苦苦挣扎，都使她觉得应该写出这个故事。尤其是后来她发现当时在场的三个警察中有一名女性，多伦多警察局的安德雷阿.考恩警官。这更吸引她对此案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考恩警官后来成为斯凯的纪录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在电影中说，尽管扣下手枪扳机的不是她，但她仍然对当时发生的事负有责任。想到自己目击和参与了这件事，是它的一部分，这使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释怀。斯凯说，考恩警官是一位非常有勇气的女性，她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例如是否应该由警察第一时间处理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例如长期精神病患者的贫困状态。作为警察，她的责任是在事发现场控制局面，处理问题。但是在事发前，当他们处于贫困和绝望中时，有哪些事是我们应该做但是没有做的呢？为什么他们会走到最后爆发的这一步呢？
劳拉.斯凯（Laura Sky) © Sky Works Charitable Foundation
25%-30%的报警电话和精神疾病有关
雅蒂姆被击毙一事引起了强烈反响，开枪的警察停职接受调查，安大略省警方监察官重新审核有关条例的执行情况。但是斯凯说，警察每天处理的相当一部分突发事件和精神疾病有关。只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危机得以平安化解，因此不会引起公众注意。斯凯认为，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没有人注意就没有讨论，没有人思考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人。他们无声无息地生活在社会边缘，直到下一次发生流血事件。
劳拉.斯凯自从开始从事电影创作以来，一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她是犹太人，出生在二战结束后。她说，小时候，大屠杀是家里饭桌上经常讨论的话题。她在这些讨论中学到的是，仅仅做一个见证者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行动。因此，她很早就决定以电影的方式参与行动，对抗苦难和不公。
（此文于2013年8月14日刊登于RCI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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