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现代女性的“合理安顿”

《母亲游戏：她们的阶级》

摘要：因此，现代女性之“合理安顿”不能通过回到家庭，同样地，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也不能只放在家庭的单一维度中进行考察。正相反，只有跳出家庭与“私”的限制，才能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双重层面解决女性的“合理安顿”问题。

上半年，一位充满母爱的巨蟹座室友向我极力推荐了一部日剧《Mother Game》。听说是亲子题材，我起初并未太感兴趣。可当发现它的全名叫《母亲游戏：她们的阶级》（下文简称《她们》）时，我顿时两眼冒光。种族、性别、阶级的文化研究“三字经”，它的片名里居然占了两个，免不了心痒要拿来解剖一番。认真看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集集追完。故事讲的是，因为托儿所学位爆满，开便当店的单亲妈妈浦原希子误入贵族学校小水滴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拥有极高的名牌小学升学率，因而为名流社会家庭所青睐。（注：日本小学分三种：公立、国立、私立。公立不用考试，国立和私立需要考试，尤其是一些名牌大学的附属小学，因为拥有极高的直升几率，竞争尤为激烈）上学第一天，穿卫衣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浦原希子就震惊地发现，幼儿园的其他妈妈们清一色穿套装、拎名牌包、开名车接送孩子，与她这位没钱的单身母亲几乎不在同一个世界。其中尤以三位（家庭财力最雄厚的）妈妈最为显赫，她们占据小水滴幼儿园的等级排位前三名，由高到低分别是：小彬的妈妈、日本地产巨头的女继承人小田寺球绘，优辉的妈妈、高级私人医院的少夫人矢野聪子，梨香的妈妈、辞职带孩子的广告公司前王牌销售后藤绿。尽管一开始希子与她们格格不入，但随着剧情推进，她的直爽、热心和坚强逐渐征服其他妈妈，她们互相帮助、解决育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随着孩子从幼儿园毕业，妈妈们也完成了自身的成长。

《丧失名字的女神》

点开《她们》的豆瓣电影页面，底下的短评不断提示我它与另一部2011年日剧《丧失名字的女神》（下文简称《丧失》）的相似之处。同时，大家也对《她们》中的妈妈过于和谐友爱、不如《丧失》中“撕得好”而深表惋惜。带着好奇，我又看起了《丧失》。如果说，《她们》最具风格性的特色，在于采用一种近乎《小时代》的方式渲染贵族妈妈们的宝马车、凯莉包、chaumet首饰、豪华别墅，以及与之配套的、严肃的中产阶级行为规范，从而与穿着朴素、举止活泼的希子形成对比。那么，《丧失》则在一个阶级边界相对模糊的幼儿园中，将“妈妈友”们的氛围拍出了恐怖片的气质。《丧失》第一集，在外来者健太妈妈秋山侑子满心欢喜地展望新生活之时，画面立刻转为黑白，同时响起冷酷的画外音：“这里并不是充满幸福的乐园，而是一个束缚着母亲们的地狱般的世界”。

母亲们的勾心斗角构成了《她们》的主要情节，所谓“丧失名字的女神”，说的是母亲们一方面在幼儿园里彼此称呼XX妈妈而非自己的真名，另一方面被对孩子的责任牢牢束缚，从而在象征和实质的两个层面都丧失了自我。育儿成为她们唯一获得主体感、尊严感的场所，这个场所无疑将产生出霍布斯笔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孩子之间的比拼，母亲之间长期地保持着“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图”和“实际的战斗”。这就是本文一开篇提到的，“在考试当日叫来消防车、擅自打电话取消别人的合格资格、向校方曝光不为人知的家庭情况、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同时，孩子们也成为牺牲品，因为所有的母亲都相信他们比别人强，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她们》和《丧失》讲述的是同一个时段:从幼儿园最后一年开学到小学入学考试成绩揭晓。日本的名牌小学拥有极高的直升名牌中学、大学几率，一旦跻身其中，便被视为已经踏入了未来精英阶层的门槛。因此，把小学入学考试发榜设定为这两部育儿剧终点，和民间传奇的结局往往是男女主角的婚礼其实是一个道理，它们都讲述了阶层形成的过程。这两类故事中喜闻乐见的结局，要么是较高阶层如何顺利在下一代中完成了本阶层的再生产，要么是较低阶层如何进入较高阶层。日本的小学竞争比中国更残酷，小学入学考试不仅要考察成绩（因此需要上额外的英语和体育辅导班），还要考察家庭背景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意味着打破阶层界限更为艰难。父母的学历、职业、收入被直接纳入私立小学招生的考察范围，因此《她们》和《丧失》中都有平民母亲伪装成贵妇、使孩子能够融入较高阶层的例子，她们也都因无力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而成为陪酒女。事实上，更多的平民孩子因为无法负担课外辅导的费用而选择进入不用考试的公立小学。

另一重压力来自于对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极端强调，以及对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绝对角色的强调。《丧失》几乎成为一部对主妇的教化剧，它强调在孩子成长中母亲的示范作用和“天职”问题。到结尾，老师说出“能保护孩子们的，只有在座的各位母亲”时，让人忍不住出一身冷汗。日剧中的家庭往往角色分工明确，男主外女主内，并强调孩子是否优秀与母亲是否用心培育直接相关。近年来的一系列日剧，则着重反映母亲在家庭中的压抑，2014年大热的日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的恋人们》即是一例，《丧失》和《她们》亦是如此。给出的解决之道，《丧失》是重新强调家庭中各人的角色与责任，《昼颜》则反其道而行之，让不幸福的主妇们在工作日下午三点（家务已经做完、丈夫还未下班、孩子尚未下课的自由时间）出轨，通过婚外情转移家庭制度的压抑。

《昼颜》台词

《昼颜》和《丧失》给出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对家庭制度下的性别关系做出真正的反思。《昼颜》中出轨的利佳子说，为什么可以每天温柔地笑、毫无怨言干家务和照顾孩子、一脸欢天喜地的给在外花天酒地的丈夫熨西装、忍受丈夫说“是我挣钱养家”的高高在上，只不过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对自己很温柔的情人。这是一种饮鸩止渴般的解决之道。《丧失》强调丈夫要理解妻子为家庭的付出，但仍然把“对内”事务完全分配给妻子。最后一集中，孩子们升入小学，幼儿园妈妈友们暂时和解，全片却结束在小学里响起爆炸声，同时配有画外音“欢迎来到新妈妈友的世界”。矛盾不过是暂时缓和，母亲之间的新战争再一次打响。在这样的竞争中，女性只能挣扎如何“活下去”，而无法“活得好”，孩子们也是如此。 

如何“活得好”？鉴于这个问题的关怀对象不止女性，我尝试从一种女性主义之外的角度进行讨论。之所以采取这种讨论方式，是因为前几天刚好读到蒋庆先生的一篇文章：《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在这篇文章中， 他希望从社会整体安排的角度给女性以“合理的安顿”。他认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婚姻观认为男女都要遵守同一个理，走上了抽象看待“人”的歧途。而儒家的婚姻观则关注具体的人，认为“男要遵从男的理，女要遵从女的理，男女夫妻各自都要按照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名分生活”。蒋先生一文激起千层浪，尤其是“男要遵从男的理，女要遵从女的理”这一点，引发不少对其“性别本质主义”的批评。经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共和国精神洗礼的大多数当代人，对这一点自然难以接受。但如果尝试理解蒋庆先生的逻辑，他此处提及的“普遍/具体”关系或可引人深思。如果说，今天“新左派”对于“中国道路”的探讨，意味着反抗一种普遍主义话语的压迫，通过对“特殊性”的强调，恢复多样文化、价值与生活世界的正当性。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需反思“男女都一样”中对于具体性、特殊性的忽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具体”，什么才是“顺自然而然”？性别本质主义的错误，不是在于它划分出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我们必须承认人与人的差异始终存在），而是在于它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划，违背了真正的“自然”。反对“普遍”的“个人”，不等于只能强调男性的“特殊”和女性的特殊，从这个意义上，蒋庆先生和80年代的“女性写作”可能陷入了同样的误区。 

亚里士多德有教诲：“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人的政治伦理生活是对人之完整生命本性的成全。个人在城邦中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以情感相通和感觉相连为特征的、具有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共同伦理生活。其途径，一是依靠人作为“讲道理的动物”建立起具有正义和善的内涵的伦理生活，二则是通过友爱，形成人与人对彼此存在的关切和感受。《丧失》和《她们》之所以呈现出暗黑与治愈两种不同的色调，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女主角。《她们》中的女主角浦原希子有些“爱管闲事”，她在剧中有一句名言“恕我直言”。以这句话作为开端，她为后藤绿抵挡丈夫的粗暴，替矢野聪子在婆婆面前申辩，批评小田寺球绘的丈夫不负责任，这些挺身而出的时刻成为其他女性生活的光明转折点。相比之下，《丧失》中的女主角秋山侑太不仅不能为其他妈妈解决问题，即使是自己和孩子遇上委屈，也不过是默默忍让以求周全。希子的“恕我直言”代表着一种“讲道理”的能力，借此，她得以打破家庭之“私”的壁垒，从而将正义和善从个人扩展至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从内在准则扩展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尺度，因而成为全剧最具有力量感的人物。

前面已经说到，《丧失》将幼儿园妈妈友的世界描绘为“一个束缚着母亲们的地狱般的世界”。事实上，地狱这个意象在《她们》当中也出现过，第一集中由纪告诉“小燕子”般刚刚闯入小水滴幼儿园的希子：在这里，要是与那三个人为敌的话，是要下地狱的。那么，《她们》靠什么摆脱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答案是友爱。这当然不是抽象地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做朋友，平民和土豪做朋友。而是说，妈妈们在共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感受到彼此的痛苦和欢乐息息相通，从而在友爱的基础上使共同的幸福生活成为可能。《丧失》和《她们》都反复强调了人的寂寞感受，在被紧紧限制于家庭和幼儿园的妈妈们而言，生活更是寂寞。因此，《她们》在全剧结尾强调：“但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何种黑暗之中，请伸出手看看，那里有着和你抱着同样烦恼的人”。友爱的作用，在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团结，特别是共同生活的基础，即使在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友爱，也通过某种平等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李猛：《自然社会》，第58页）“阶级”始终是一种区隔，一种现代社会的分化原则。但分化并不是“阶级”视野的目的所在，重要的是变化与更新，是打破不合理的位置安排，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达致幸福的手段和条件。《丧失》不断教导我们，人最重要的是接受自己。这是为克服人与人的战争状态端出了一碗心灵鸡汤。接受自己原有位置，当然不会争斗，但变化也就无从谈起。《丧失》的结尾，想让女儿可以变得特别的罗罗妈妈终于“接受自己”，带着罗罗从东京撤回农村，过上“快乐的田园生活”。给天资与其他小孩并未显现出明显差异、甚至有着特别表演才能的罗罗安排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让人觉得“反动透顶”。相比之下，《她们》则展现出好的教育理念能让所有人实现自我的上行：小水滴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最后不是根据出身进入不同学校，而是每个人都获得足够的发展，进入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女性如此容易地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日本的妈妈剧和中国的宫斗剧都是如此。其原因绝非女性天性，而或许在于女性的逼仄生存空间和单一的价值评估标准——霍布斯有言：“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可以想到的一种解决之道，是为女性提供更多元的生活选择。因此，《她们》的结局非常值得赞赏，它不是像《丧失》中那样把脱轨者拽回家庭的轨道，而是让女强人后藤绿、家庭主妇矢野聪子、单亲妈妈浦原希子都找到自己最合适的生活形态。她们的幸福，不是得自对家庭制度的循规蹈矩，而是因为她们本身的德性（职场精英、优秀主妇、手艺精湛的便当店主）足以获得幸福。这正是1998版《新华字典》上那个例句所展示的生活图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一种反讽，但让处于社会各个位置的人都有“光明的前途”，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蒋庆先生在《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一文中指出，“儒家是根据女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给女性以合理的安顿，使女性在‘妇道’与‘妇礼’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前半句确有其道理，女性也好，“人”也好，其“合理安顿”确实需要建立在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吻合之上。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时说的“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说的也是这样的道理。但接下来，蒋庆先生写道：“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的必然要求，是衡量中国女性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依托”，女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立马被改写为“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而女性对其“社会属性”的“尽其性”，就被窄化为对家庭的义务。为何女性的家庭义务必须要以家务劳动、养育孩子、孝敬父母公婆的形态完成，先略去不论。单单就将女性的社会属性限定为家庭属性这一点，其中就有着危险的忽略。它将使一般人口的女性失去在更为广阔的共同体中生活的能力和学习如何共同生活的机会（事实上她们又无法不共同生活），争斗和怨妒在所难免。《丧失》正是对其后果的展现，《昼颜》则是对家庭制度的一次诅咒。在古代这一问题并不明显，是因为身、家、国、天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女性尚能在对家的服务中感知到与更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史》中的苏轼之母：“（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苏轼传》）。而在家与国之间关系已经近乎断裂的今天，就更不能重提让女性恪守家庭之道的老调。否则，无法通过交流探索如何在共同体中生活的她们，不仅其自身的社会性本性无法得到成全，更将使共同体的混乱与分裂无可避免。 

因此，现代女性之“合理安顿”不能通过回到家庭，同样地，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也不能只放在家庭的单一维度中进行考察。正相反，只有跳出家庭与“私”的限制，才能在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双重层面解决女性的“合理安顿”问题。女性主义学者凯琳·萨克斯在《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一文中，对恩格斯提出的私有制和阶级是性别压迫的根本条件提出了补充看法。她指出，男女的社会及家庭地位与他（她）们有无社会性成人身份有关。妇女进行家务性劳动、男人从事交换性社会劳动的两分制度安排，其实是一种巧妙的统治策略。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男性能承受更重的剥削，而作为补偿，男性被分配以社会性成人的身份和对女性的占有权。女性由于无法参加公众社会劳动，因而无法获取社会性成人的身份，从而也无法参与决策政治、解决纠纷的成人权利。这些都是平等社会里成年人的责任，女性便因此失去了与男性的平等位置。而另一方面，女性拥有“社会性成人”的身份不只是为了“男女平权”，还是为了共同学习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同情共感，并在此基础上交流、协商，形成共同的伦理生活——“友爱需要时间，需要形成共同的道德。正如俗话所说，只有一块儿吃够了咸盐，人们才能够相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56b25-26）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有一个著名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个口号的含义，一方面是提示我们，貌似“合理”的性别安排后有着人为安排的治理和规训，女性问题的发露，需要她们具有将私人的困扰上升为公共议题的觉悟，这便是从“私”到“公”；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从“个”到“共”的过程，摆脱原子状的个人形态，在共同的（城邦的）生活中实现对人们完整本性的成全，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生活。

蒋庆先生文中提到，当代中国女性生命信仰茫然，是因为“全职的家庭妇女现在已经很少了，再加上西方男女平等观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许多女性不自觉地都把参加社会公共生活取得职业或事业的成功看作是自己最基本的价值依托与成就感、归属感所在，甚至看作是最根本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这样的话，就背离了女性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女性就不再是女性了，而是与男性没有区别了。”这一判断，似乎是忽略了共和国的女性解放史。所谓当下女性在职业与家庭角色之间的茫然，不是因为家庭重要性降低（当下社会中的家庭角色比起50-70年代反而是加强了），而是50-70年代女性社会化的那一套理念和支撑其的社会养育体系消失的结果。《她们》的拍摄，有着对于日本职业女性增多这一现象的关怀。职业女性无法全职带孩子，因此需要将孩子送入托儿所（与托儿所相对的是幼儿园，需要母亲投入更多的精力）。《她们》每一集的开头都是浦原希子与区政府保育科职员的对话，托儿所空位远远不够，希子无奈之下才将孩子送入小水滴幼儿园。而在最后一集中，小水滴幼儿园园长决定不再只招收全职母亲的孩子，而是开放一半名额给职业女性，此外，返回职场的后藤绿也决定开办一家支持职业女性育儿的公司。事实上，中国的50-70年代，也是通过办托儿所和食堂的办法，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性成人”，李双双就是典型的例子。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描写50-70年代两性关系的最经典作品，其实是《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中，江华在向林道静“示爱”时说的是：“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这句话是颇有意味的。贺桂梅老师在《“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一文中指出，江华和林道静的关系体现出共同政治信仰能包纳私人的欲望与情感的可能，它提出的问题是：革命秩序如何展示更“好”的性别关系？江华和林道静是现实的家庭关系，也是革命同志的关系。如果要将革命年代的理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诲对接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将“革命友谊”与亚氏的“友爱”对等。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人们之所以能结成“革命友谊”，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性别上相似，而在于他们德性上近似，具有相同的高尚品质。通过“革命友谊”，中国革命有效地实现了多种身份政治的联合和动员，基于品质高低“友爱”成为连结人群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而当性别关系问题纳入了“友爱”的维度，则或许可以跳出在这一问题上男女对对方的指责和站在一己立场的规训，找到相互理解、重建共识的结合点。这样的做法，才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实现所有性别真正的“合理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