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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作者：陈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1。
谈到战争与女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符号就是“女英雄”。文艺作品中塑造的这类女性屡见不鲜：穆桂英、刘胡兰、圣女贞德、红色娘子军。另一类让人想起的女性则以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出现。“女英雄”和受害者两种形象分别代表了两种标志性的性格特质。女英雄的形象受到赞颂是因为她们在战争中展现出的“男性特质”：勇敢、坚强、果断、冷静等等。而与之对应，“女性特质”的美丽和柔弱是最合适的受害者形象，以反衬战争的残酷。
相关的学术研究，其关注角度也可大体对应上述两种艺术形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正是一本反对简单二分的著作，作者没有继承“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传统女性战争史写作套路，而是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民族战争，为探索战争与解放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与多样的社会面相，希望重新审视这场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提供新的可能。
全书包括十一章，除导论和结语外，每一章都有一个单独的主题，章节相对独立，可读性很强。书中关注了很多既非“女英雄”也非“受害者”的女性，战争使得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却早已根植于普通生活之中。（王曦赫：《安放战争中的女性》，南方都市报）
中国妇女历史研究：从声讨《色·戒》说起
陈雁（《性别与战争》前言）
本书稿修改自作者的国家社科课题“战争与性别”的结项成果，这个课题在200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周年之际得到立项资助。这一年，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世界各地热映。这部源自张爱玲同名短篇小说的电影，讲述的正是一个“战争与性别”的故事。
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的上海与香港（1939年—1942年），一群爱国青年结成一个话剧团，为了暗杀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头目易先生，派年轻美貌的剧团台柱王佳芝假扮香港贵妇，借机色诱易先生。这个暗杀计划终于两年后在上海得以实施，可是佳芝却在生死关头因暧昧的情愫动了恻隐之心，放走了汉奸，暗杀计划失败。这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并非写于战时的上海，最初于1978年4月11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之后收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惘然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王佳芝被认为有个真实的原型，她就是国民党中统打入汉奸丁默邨身边的地下特工郑苹如。1939年12月21日，郑苹如在诱杀丁默邨时身份暴露，三天后被捕，1940年2月在上海被枪杀。郑苹如为国捐躯时年仅23岁。据说，张爱玲从胡兰成处获悉郑苹如的故事，萦绕于胸，不吐不快，在战后终于完成了小说《色·戒》。
这部小说，在2007年李安将其搬上银幕前几乎默默无闻，但电影热映时大小媒体对男女主角床戏的尺寸、女主演汤唯脱了几分的大肆炒作则将这个战争与性别的电影叙事推上了道德审判的风口浪尖。电影的热映，也招来了多方批评，张承志、孔庆东、曹征路等作家、学者联名发表了致海内外华人的公开信，声讨《色，戒》：
抗日战争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抗争，也是近代以来民族意识的一次最彻底的动员。在这场坚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中，无数男女老幼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赴汤蹈火，其身虽殁，其志长存，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磐石砥柱。这其中，郑苹如以柔肩担大义，舍身殉国，其行其名，先是无良文人张爱玲以小说《色·戒》篡改郑苹如的心迹事迹，以个人情欲解构民族大义；而后李安的电影《色，戒》更变本加厉，以赤裸卑污的色情凌辱强暴抗日烈士的志行和名节，这种公然践踏我民族情感和伦理的举动，对于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华儿女来说，都不可容忍。
1918年出生的郑苹如是中日混血儿，长相甜美，从中学时代开始她的照片便时常出现在上海的大小报刊。战后，柳亚子借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楼阁玲珑五云起”、“雪肤花貌参差是”等句赋诗赞美郑苹如：“雪肤花貌玉玲珑，图画崔微想像中；玛丽断头贞德炉，伤心五步血流红！”将郑苹如比作玛丽女王和圣女贞德。孔庆东等在公开信里义正辞严谴责李安的正义之士们，不可能不知道，像郑苹如这样年轻美貌的女特工，就是靠“牺牲色相”而潜伏于汉奸身边，伺机而动。而郑苹如与丁默邨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并非张爱玲凭空杜撰，这点可以从她牺牲后国民政府并未大肆褒恤看出端倪，所以1946年她母亲还呈文中统，请发抚恤金：
窃氏女郑苹如，于民国二十六年起，秉多局之命，在沪从事地下工作，当于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设计引诱丁逆默邨至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购买皮大衣，藉以暗杀丁逆，惜狙击未中，事机败露，将氏女拘押忆定盘路革宅……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竟将氏女谋杀，迄今七载，冤仇未伸。
对床戏的迷恋来自男导演李安的电影《色·戒》，在张爱玲的笔下，小说《色·戒》并无床戏的描写，通篇多王佳芝的心理活动，在笔者读来，那种私人感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爱恨纠结，正是女英雄的故事中真正触动人心之处。李欧梵认为，五四时期的作家无人能真正从传统文学素养中汲取出对抗现代文明的方法，惟有张爱玲不但能够真正站在现代的立场，又能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张爱玲对民族主义论述的冷淡，有着以下两种意义：显示了她“对（男性）历史的不信任”，以及她对当代民族国家论述的反抗与疏离态度。
孔庆东等男性学者无法容忍的正是《色·戒》故事对传统贞洁、效忠的“女英雄”形象的颠覆性叙事。“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当民族国家都被正义信念所武装，民族国家间动辄因对方而动怒，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世界，或者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区分单位的地球是很难想象的。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
而本书关注的正是郑苹如或王佳芝这样无法置入——至少无法完全置入民族国家抗战英雄史的历史叙事将于何处安放？虽然从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钟》写下振聋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以来，中国女性的解放与发展就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现代化紧密相联，但是从秋瑾、唐群英这一辈心怀天下的“匹妇”开始，她们的“身不能，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自强之梦就与中国男性常常“同国异梦”。
而在帝国主义侵略危机深重的20世纪上半叶，受害妇女更成了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侵略、“强奸”和征服的象征。但正如高彦颐在《闺塾师》一书已经展开的对这种“五四妇女史观”——传统中国的父权制坚若磐石，传统中国妇女就是受害愚昧的封建女性——的声讨所指出的，这种将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简单化、脸谱化的叙事，“不但模糊了男、女关系间的动力，也模糊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的运转力。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妇女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闺塾师》关注的是“帝国晚期最高度城市化的江南地区”，而本书则聚焦于1932-1945年间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上海。
中国史的性别研究，向来集中在与妇女相关的领域，比如婚姻家庭、女学、缠足、性等，鲜少涉足经济、政治和战争等传统被认为是男性领域的历史。斯科特在将社会性别作为重要而有效的分析范畴引入历史研究时，就深刻地指出，尽管传统政治史学家习以战争、外交和上层政治来质疑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国家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的重要性、公共权力，以及它拥有崇高权威的事实和原因，都建立在它把妇女排斥在外的前提上”。
因此，当我们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去重新思考一些旧问题，比如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对家庭与性的影响，妇女不再被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排斥在外，并且有可能重新定义这些研究的新的版图。当我们不仅仅将妇女的历史局限于 “分离的领域”——妇女史研究中一度特别强调的要写与大写的、“他的”历史相分离的属于女性的历史，更加关注“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放性，愿意将其作为“连接点”（conjunction），作为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范畴，这也许有助于我们产生新的学术分析与行动议程。
全书章节安排
第一章 | 导言
第二章 | ”筑长城“：从《孟姜女》到雀战
本章将“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战争与性别”的民间传说与“打麻将”这个上海人最喜闻乐见，但也从不入正史的娱乐活动放在一章讨论，它们的联接点是“长城”。抗日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战时“中华民族”和“中国”无论在空间还是内涵上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将女性作为贞节的象征，歌颂妇女在战时的牺牲，和将女性视为可怕的破坏力量的源泉，恰恰是当战争遇上性别时的叙事主流，抗战时期也不例外。打麻将的上海女人，是上海堕落的象征，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人类的英雌”。从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到这些打麻将的“英雌”，女性在战争中的位置与身份，变化而尴尬，这正是本书余下几章将集中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章 |《女声》(1932)、女声(1942)、《女声》(1945)
第四章 | 职业女性的困境：由上海邮政局不招女性职员和拒用已婚女职员谈起
第五章 | “灰钿”之争：张爱玲与平襟亚的性别之战
第六章 | “秋海棠”与梅兰芳：困守上海的男人
第七章 | “倾城之恋”与“抗战夫人”
抗日战争史研究喜“宏大叙事”，以致抗战史的写作，往往见事不见人，面对妇女/战争和妇女/国家这些革命叙述，如何体现妇女/性别史研究努力追求的“个人记忆”和“女性体验”，是本书面临的最大难点与挑战，以下几章可以看作笔者在这方面的努力。
第八章 | 姑侄的抗战：杨荫榆与杨绛
第九章 | “女汉奸”
第十章 | 口述、性别与上海抗战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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