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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运动不是要帮个别女性攀爬社会阶梯，它是旨在剖析现存不公，重塑公平、开放游戏规则的努力 。地位相对优越的女性尤其不能独善其身，忘记对更广泛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不仅为女性，也是为所有边缘人群的平等权利。
因为过于幸运，作为一个女孩、一个女人，我直到而立之年才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切的体会。虽然一直知道传统中国社会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那时的我认为：抛弃伤害女婴、剥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家庭暴力等问题都出于愚昧、无知、罔顾女性的基本人权，是刑事犯罪，只要通过教育以及强力、有效的国家社会干预就能控制甚至消除；男女平等是一个与维护女性人权不同的诉求，这一诉求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身上已经基本实现了。
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经历：怎样的认知陷阱让我一次次忽略女性受到的广泛伤害、背负的沉重负担？怎样的机缘开启我对性别不平等的知觉？我如何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以及一个怎样的女权主义者？我希望更多跟我一样幸运——没有遇到过家暴，没有在教育、工作、爱情等方面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受到严重伤害，过着自尊、自信、从容生活的女人，以及有幸遇到这些幸运女人的男人们能借由我的觉悟过程进一步亲身体会：对女性的歧视无所不在，近在咫尺；女权主义任重道远。
壹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普通县城里。稍稍懂事，我便知道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后的很长时间都没有来看过我——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虽然妈妈或外婆讲起这事总略带埋怨，我并不太上心。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他们有落后、陈腐的重男亲女观念没什么大不了。有无比关爱鼓励我的父母，爱护看重我的老师，我早早地相信除了观念落伍的乡下老人，大人们都没有重男轻女。
在我的小家庭里，妈妈聪慧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她工作兢兢业业，特别受人尊敬，而且无论工作再忙，也会把家里照料的妥妥贴贴。爸爸忙于工作，不太做家务，但非常尊重妈妈，在事业、生活、关照老家亲戚方面，都听从妈妈的观察和建议。两人总商量着在国企里一块打拼。忙里忙外、知书达理、精明能干的妈妈不知不觉成了我的道德和职业楷模；我也喜欢温柔和顺的爸爸，但觉得他有好多缺点，比如喜欢睡懒觉、不爱做家务……小小的我自然从未从男权的角度去想过为什么爸爸可以不做家务。
走出我的小家庭，我对家庭生活的感观主要得自与我家往来紧密的亲人们：爸爸七兄妹就有七个家，再加上妈妈的四兄妹另有四个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几乎都是女人聪明能干，担负着家务、教育、运筹帷幄家庭发展的大小事宜。男人们虽然在外面往往担任更有脸面身价的工作，回家后都听老婆的。我周遭的家庭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家暴，只有一个叔叔在酒醉后对婶婶动了手，事后受到兄嫂的严厉评批。反而，女人常惩罚男人，让他们睡沙发、不准他们进家门，因为他们喝酒、赌钱或者进歌舞厅。小小的我自然从中看不出男性在社会晋升、获取资源（包括性资源）方面的优越地位，没想过为什么聪明能干的女人们才能都用在了管家和辅佐男人上，女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和实务上的双重权威让我骨子里相信女人比男人好。
进入了中学，根据自己的兴趣、气质选择彼此投缘的朋友，我开始更多通过家庭之外的社交生活来理解性别身份以及两性关系。学校的老师有男有女，都带给我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我从未觉得女老师缺乏权威、或能力上不如男老师。高中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家从县城搬到了市里。在同学中，成绩最好的、口才最棒的、社交生活中最受欢迎的，无不是女生。她们与我这个小镇来客分享外国小说、散文、科幻，夜谈红楼、三国，时下流行的政论和文学作品，甚至交换日记。她们既是我钦慕的对象，也是我的亲密伙伴。在我们眼里，男生多是愣头青，即便成绩不差，日常行为处事总显得幼稚。略有几个我们看得上眼，觉得智识和成熟稳重程度跟我们颇为相称，我们偶尔跟他们也交流历史、小说，或一同春游、秋游，玩纸牌等。这样，女生的优越性再次在我的青少年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确认。那时读不懂舒婷的《致橡树》，不能理解那种对男人的崇敬和仰慕，虽然已开始对男生感兴趣，有不少单相思的爱慕情节或彼此喜欢又都缺乏经验的懵懂尝试。就我自己而言，早恋完全是一种审美体验。因为早恋，我开始更注重外表，但我喜欢男生也只看外表。男友清秀、帅气，即便是愣头青、成绩差、对文学历史一窍不通，那时的我似乎毫不介意。牵着手一起走在夕阳暖风下就觉得挺幸福、挺浪漫的；其实也不知道彼此想什么。后来时不时听到女性主义者说男人把女人物化——当成性客体，由此回过头来看自己躁动无知的早恋，才意识到那时我们浑然不知地彼此物化。这也没啥不对，原始的两性吸引最初不都是源于对彼此相貌、身体的爱慕么？真正成年以后开始探寻彼此认同、尊敬、相知相惜的爱情，还是不能理解女性主义者的抗议，觉得男人和女人同时走出彼此物化的阶段，作为相互独立又充满魅力的人格相遇……女性主义者指责男人物化女人，听在我耳里，多少有点像运气不好的女士没找到真爱的私人怨言。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作为女生的优越感从来没有遭遇过挑战。在我就读的经济学专业，女生依旧成绩最棒，处事沉稳，最后在保研、出国、就业方方面面胜过我们级的男生。当时不太知道教授们的研究工作做的究竟怎样——因为我本来对经济学也并没太大兴趣，我们经济系的女教授们至少在教学能力、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上不亚于男教授们。她们要么气度优雅、要么干练爽快的讲台风姿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种状况在我进入哲学系读研究生时起忽然发生了急剧转弯。周国平说女人学哲学既误了哲学也误了女人，这话在我身边的哲学圈里好像没人当真，又像人人都信。一方面，在课堂上、读书小组中男生们似乎显得更学术，发言自信、说话掷地有声；遇到异议，不折不饶跟人争辩。相比之下，女生发言少、说话声音小、往往刚开了个头就煞了尾；遇到了反驳，多不再回应。另一方面，职业楷模——教授们几乎全是男人，往讲台上一站，光芒万丈似的，博古通今、幽默有趣。女教授屈指可数，不到教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平时也少听同学们提及。我的学术朋友中男生多于女生，我开始隐隐约约地羡慕哲学功底比我好的男生们，自然也崇敬那些学术领袖般的男教授们。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女生们在学术上的相对沉寂是一个群体性问题——系里生态氛围、整个学科过去一贯的男性主导等原因所造成的问题，而将之归结为每个人的偏好、选择（比方说，XX对学术没太大兴趣是因为她本来打算读个研就工作），觉得只是恰巧跟我同学的女生们更多选择了不走学术道路。
贰
直到进入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项目，我才对哲学这一学科领域中性别问题日益自觉，进而开始关注更普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先从哲学系这个小小的生态圈说起。我们系在美国哲学系中算规模不小的，但女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约十分之一；在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大致在25%；这跟在国内读硕士时所见的状况相差不大。跟那时不同的是，在我目前所在的系里，男女数目悬殊的现状是大家都有意识并且非常关切、试图改变的问题。建立一个开放、友好、让少数群体——包括女性、LGBT、少数族裔等——都感到受欢迎、并获得平等支持的学术环境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也是大家在正式的系里讨论、茶余饭后的非正式沟通中常常谈到的问题。正是因为大家老说，我这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后知后觉者才慢慢被启蒙。入系以来有三件事情带给我特别的冲击。
我入系的那年我们一共招了四个博士生，除了我是女生，另外三个人都是男生。所有的新生都必须在入系的第一个学期修习“一年级讨论课”。这门课由两名教授开设，新生必须上，也只有新生才能上。给我们这一级新生上课的两名教授都是男士。于是，每次上课六个人围在一个圆桌边，只有我一个女生。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友好，不知道是我的英语乏力，还是我的亚裔身份，还是性别原因，我总是感到很压抑，发言不多。上课还好，课间更尴尬。他们站在一块聊天，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放好。有一次我跟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到这件事，她说：“无论别的因素是不是相关，教室中严重的性别不平衡绝对是让你感到困难的原因之一。”她那年也是作为当年唯一的女生进来，上“一年级讨论课”时跟我一样憋屈。
考虑到还有很多与性别有关的议题，她跟一位女教授商量了一下后邀约我们系的所有女生和女教授一块在这一位教授家一边喝茶、吃早餐，一边聊女生的处境和性别平等问题。比如，女生们有没有受到充分的学术指导？有没有遇到教授讲带性别歧视的笑话？如何能改变目前我们系男女生数量悬殊的局面？招生过程中有没有隐形的性别歧视？那些更好地维持了性别平衡的学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策略吗？当一个年级的新生中只有一个女生时，能否保证至少安排一个女教授来带“一年级讨论课”？甚至：是否可以要求教授们上课时避免总是用棒球、橄榄球之类的相关经验来类比讲解哲学问题？当一位教授这样做的时候，不玩、不看这些运动的同学，尤其是女生和外国同学就像是误入了一个充满浓重性别、文化排他性的粉丝俱乐部。这次探讨能带来怎样的实质改变还需以观后效，但它带给我即时、强烈而持久的冲击：这是第一次我和这么多带着自己的经历、问题和建设性意见的女性开诚布公地讨论作为女性可能遭遇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它让我意识到女性个人体验的公共性。太多时候我们都把委屈咽在肚子里，甚至老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不够优秀、不够努力。这样以来，对女性整体的不公总被误解成私人问题。我们的沉默无心地成了维系男女不平等的帮凶。从私怨走向公共空间，是我成为女权主义者过程中学到的第一课。
如果说我的女同事们给我上了重要的第一课，我的第二课来自一位男教授。我们系每个星期有一次茶话会。全系的教授和博士生们聚在我们的学生活动室，喝茶吃甜点。一次平常的茶话会上，我和一位教授正在聊天。他掂了掂他身旁桌上的电开水壶说：“没水了。我还想泡杯茶。”他一边说话，一边拿起水壶，意在去饮水机那边接水。因为我站的位置离饮水机更近，我顺口便说：“我来接水吧”，并伸手想去接过他手里的水壶。可是他非常大幅度往后一躲，掷地有声地说：“让我告诉你，绝不要给男教授沏茶。”我当时一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一边走过去接水，一边捡起我们刚才在聊的哲学话题继续说下去。我后来反复咀嚼他说的这句话，一开始挺不解，觉得他反应过度、小题大做，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他所点出正是女性常在不知不觉中矮化自己的现象：同样都是一个系里的学术同仁，烧水冲茶的往往是女人，聚会最后收拾残局的往往是女人，甚至平时负责联络、组织社交活动的往往也是女人（这一观察主要来自我自己和我身边朋友的经验，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乐见有统计研究不支持我们基于个人经验的泛化判断）。一个女人不知不觉地这样做着，以为是出于自己的善意、以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次、两次……直到自己习惯于为别人服务。当很多女人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看似无关紧要、自愿为之的事久而久之又变成了女人该做的事：做饭、洗碗、关爱老幼、照顾丈夫、上司还有别的同事。我不是说人不应该给予关爱、帮助（有时真的是举手之劳）。如果男人女人、夫妻同事之间能在生活、社交细节中互助互爱，那自然是最佳平衡点。然而当女性已经被热心助人、善于关爱的性别刻板印象绑架，当男性倾向于单方面接受关爱和帮助而不做出与之匹配的回报，女性的美德便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追求的次优平衡点便是每个人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并在必须分担的事务上通过一套开诚布公的程序公平分配责任，比如照顾老幼和组织机构中的社交生活。如果不如此，女性将很难避免滑落回由男女刻板形象支撑着的不平等困局，即便在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有着相对高的共识的学术圈里。教授的话让我警觉性别平等的战场绝不仅限于制度、法律等宏观层面；它在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因为男女等级已被漫长的男权统治刻入我们的骨髓。
我所经历的这两课让我自觉反思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因为在政治观念上我认同自由-平等主义传统，这样的反思让我自然而然地认同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这也便是我所理解的女权主义的事业。我所经历的第三课进一步推促我去思考女权主义的诉求和路径。几位女哲学家针对目前哲学界性别不平衡、不平等现状，开设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专题研讨会，旨在为哲学领域正在成长中的女博士研究生提供支持。与会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学术成就令人瞩目的10位女学者和30来位来自美国和欧洲哲学博士项目的女研究生。会议内容分为学术论文讨论和职业技能指导两部分，包括如何选题、如何在会议上展示自己的研究、如何发表论文、甚至如何谈判工作条件等。会议向我展示了女学者们各不相同、又都令人赞叹的学术禀赋和风格，也为我提供了完整细致的职场信息。
参加完会议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赞。直到一次在跟系里一位教授聊起这场研讨会时被泼了冷水，我方才更冷静地思考哲学行业更深层的问题。那位教授说：“我非常支持男女平等的事业，但我不是很认同这次研讨会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研讨会尽可能地使男女平等的诉求去政治化，在完全接受现有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帮女生们熟练这个游戏规则，成为其中的胜利者。可是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对女性、黑人等少数群体不友好甚至具有排斥性的。现在分析哲学最高大上的分支是形而上学、认识论，玩模态逻辑和其他种种形式语言。这使主流哲学圈不仅对女性、黑人等少数群体切身关注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完全沉默，甚至在学科内排斥贬低女性主义、种族研究，泛而言之整个政治哲学。真正要让哲学成为一个包容、支持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学科，进而让哲学重新成为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不是沦为形式语言游戏，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帮助几个女生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成功，而是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我由衷认同这位教授的话。通过他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研讨会，我发现这场研讨会、以及研讨会组织者们帮助女生在现有规则下获得成功的宗旨在目前的情境中依然是有意义的——让更多的女性能在现有规则下获得了成功、成为了能够影响和改变规则的人，这本身可能推动更深刻、广泛的变革。但教授的话警醒了我：女权运动不是要帮个别女性攀爬社会阶梯；它是一种旨在全面分析、解剖现存规则的种种封闭性和不公平，进而重塑公平、开放的游戏规则的努力 ；处在目前社会阶梯中相对优越地位上的女性（某种意义上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尤其不能独善其身，忘记女权主义对更广泛的正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甚至不仅仅是为了所有女性的平等权利；它也是为了所有受压迫、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平等权利。这便是我信奉的女权主义。
叁
我在美国哲学圈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女权主义讨论和行动让我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当我带着这种自觉回头审视我直到大学毕业对男女平等所持的乐观信念，我蓦然发现，大学毕业十年，很多我在中学、大学钦佩仰慕的女生们都已经放弃了对自己事业的追求。有的虽然有一份工作，但觉得丈夫的才是事业，自己的不过是生计；有的甚至已经成了全职太太。最让我愤懑的是，很多我的朋友、跟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当年意气飞扬的女生们甚至也在生育上表现出重男轻女。生了儿子的妈妈往往有意无意流露出一种骄傲，仿佛她们受到了上天的特别眷顾。大家遇到孕妈妈往往开玩笑地猜测：“你看，肚子形状是这样，肯定怀的是个男孩”，知道这是句让听者开心。更有甚者试图通过“科学生儿法”（比如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来控制孩子的性别。为什么这些生活在北京、上海，在高大豪华的写字楼工作的女性仍然持有几十年前我那不识字的农村奶奶所持的观念？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既生气又不解。慢慢的，我不再责怪她们。当她们面临沉重的“玻璃屏障”，在事业上不能前进时，退却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靠谱的男人身上几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亲身体会了身为女性的种种劣势后自然又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女性身份的拖累，这便造成了对男孩的偏好。
如我一开始所说，我过去认为保护女性人权与性别平等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问题。人权是一种绝对权利：例如，如果你做一份工作，老板拒绝付给你他所陈诺的工资，即便他这样对待所有人，即便所有的老板都这样对待所有的员工，这丝毫不影响你对凭借有效合约要求你应得报酬的权利——也就是说你的权利的有效性不建立在任何人的相对处境上。与此相对，平等是一种相对权利：例如，如果说你做一份工作，老板付你2000，你觉得合理所以接受了，然后你发现另一个人做一模一样的工作、做的丝毫不比你好，只因为他是老板的朋友，老板给了他4000，你的绝对权利没有受到影响，但你的确招到了不公对待。人权与平等权的确在概念层面构成两个独立的维度；二者的概念独立性极易掩盖它们在现实层面的关联。我过去便受到了这样的误导。女性遭遇“玻璃屏障”后落回重男轻女的俗套才让我深切意识到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现实联系，它尤其让我认识到，只有实现了男女在方方面面的实质平等才能长远有效保障女性的种种绝对权利。性别不平等的土壤自然滋养对女性的轻蔑、忽视、甚至各种重男轻女的迷信。虽然保护女婴、女孩，防止家暴是女权主义最为紧迫的任务，但女权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性别平等。我们必须要有跟男人数目相匹配的女政治家、律师、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和职场领袖，要有同等的被自幼鼓励培养，同等的就业、晋升机会，同工同酬……我们才能消除制度上、文化上、职场上、家庭中对女性的贬低、漠视和更恶劣的对待方式，才能具有真正有力的臂膀保护女婴和女孩。因此，女性的权利不仅仅是人权；没有女权——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以及相应而来的权力、自信和尊重，便没有女性的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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