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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研究者周国平想要的结婚对象，是“温柔”、“体贴”和“慈爱”的女子。这倒是符合斯文人对传统农业社会男女关系的想象。那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耕田犁地砍柴打猎回家，全身臭烘烘地冒着热汗。那女子已经在干净简朴的屋舍里等候，柔声细语地说：辛苦了！端上正适合他口味的饭菜，湿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汗水，还体贴地斟上陈年老酒，好不痛快。那女子满足于操持家务，养儿育女，足不出户；那男子自豪地养家糊口，出门受邻里乡亲尊敬。偶尔发发火，打打女人和孩子，也只不过是那女子不体贴，又愚笨，撞在他气头上，没有人会怪男子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家庭角色已经固定，管理上按部就班，没有什么需要费劲。
到了战乱的民国，萧红这样不安分要自立的女子，才气自然不能超过老公萧军，性爱和身体当然不能由她自己做主。谁要了她，是对她的恩赐，连她自己有时都惶恐不安，但又不甘。那个叫端木蕻良男子，软弱、娘娘腔十足，所以才会娶了她，而不是说，端木对她的文字和为人有欣赏能力。
进入现代中国，学者周国平们不高兴了。对于相当大的人群来说，谋生已经不是体力打拼，而是智力比赛。但在家里的分工，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气人的是，男人辛辛苦苦工作回家，结果女人还没有下班，翻冰箱残羹冷炙也未必有。家里的事情，孩子的安排，社交的发展，家庭的投资……女人常常推翻男人的意见，想要自作主张。更过分的是，她常常以职业发展需要的名义，出差或在城中住高档酒店，吃豪华晚宴，穿着凹凸毕现的晚装，和各种男人眉来眼去地微笑。并不是自己的家庭和女性观念一不小心就陈旧了，而是这个女子，无论衣着、言行还是气质，已经不符合那个男人的审美。
尼采研究者周国平当然知道关于美学的种种理论。从欣赏者而非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审美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化，内化成一种教养。周国平们习惯了温柔体贴和慈爱口味，面对各种火辣辣的挑战和刺激，不免陷入了怀旧和……惊慌。
女子单方面的体贴、温柔和慈爱，回应了福柯《词与物》里“词的秩序决定了权力结构”。这种单向的温柔体贴，实质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沟通和协商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里无效，因而催生了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沟通模式。这是传统女性乃至当代大量底层女性使自己的声音在家庭里被听见的策略——往往还是无效的，死了也就白白地死了。
到了当代，女子不仅是美的欣赏者，恰恰还是美的创造者，这使得男女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当女子获得工作机会、甚至获得高等教育、高收入和随之带来的社会地位与机遇的变化。尽管不少人被污名化为“剩女”，但她们毕竟还是获得了拒绝妥协进入男尊女卑的婚姻的社会空间。她们面临各种诱惑，性爱、品味和智识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男性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所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以周国平为代表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们，当然不会放弃已经到口的性别偏见优惠，生活在怀旧的情绪和认知中。他们面临双重的恐惧。一是职业上的挑战。当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社会公正，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非“新自由主义”），女权在西方已经从个人权利运动里剥离出来，他们还停留在古典自由主义，忽略私人领域的社会不公。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又使得他们的历史逻辑论还徘徊在女权运动是社会启蒙的手段而非目的的认知。第二层恐惧是具体的日常的实践。是怎么成为现代优秀女性的伙伴而非主宰者？如何将自我开放给对方？如何依靠智识和趣味，而非仅仅金钱和生活保障，获得对方的爱慕？如何给予对方成为自己沟通对象的机会，和对方一起面对社会变化，挑战固化的自我？
这种对自我瓦解的恐惧和爱恨交集的感受，是不是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里的弑母情结？身边不少外国女朋友都和我说，不要和中国男人上床，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中国男人不可爱，而是一旦上床，他们就到处炫耀，以为这已经象征着他踏在“发达的西方文明”之上。随后这些男人又迫不及待地逃走，有了性也发展不出爱。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独立的女子相处，尊重对方的观念和行为。
作为研究者的周国平理应懂得杀死上帝、回归到尊重人的价值的尼采。尼采对抗虚无主义的无限接近社会真实的艺术的真理，是否可以从面对自我被挑战开始？如果喜欢上张爱玲、张曼玉、崔卫平、刘瑜、艾晓明这样美好、独立又有智识的女子，他是不是只能逃之夭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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