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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贴心姐妹网 章楚业演讲结束前打出“不能忘记”的字幅。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自述
章楚业
我姓章，名字叫楚业，1923年生在中国的古都南京。我亲身经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残酷迫害，今天要向各位报告。
我今年8９岁，7５年前我14岁的时候，就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五万人分三路占领了南京，展开疯狂的大屠杀。根据1944年联合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Committee)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Far East International Tribunal Court)从1946年8月到1947年2月的审判，统计日军在六星期内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在34万到40万人。
我们一家八口，我上有父母，还有一位已80岁的太祖母及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父亲在江宁县府担任会计员。因为日本军机滥肆轰炸民居，我们非常害怕，就锁好门户渡过长江到对岸乡下逃难。那时乡下老家的族人也正准备内迁，没有余力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希望能搭上津浦线火车，随着中国难民西迁。可是想要逃难的人太多，我们能付得起的火车票全卖光了，而日军占领南京后，又迅速占领封锁沿着津浦线的城市，所以我们只好滞留在津浦铁路上的一个小镇乌衣暂住。
有一支日本工兵部队驻扎乌衣，待命修补铁路和桥梁以便日军向内陆追击中国军队。这支紫红色领章的工兵部队将我父亲和我抓去搬运器材。偶然部队长经过，看到我就叫我过去，写汉字和我对话。问我几岁，读过书没有？我告诉他，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他很高兴，拿出皮夹中一张照片，说这是他的儿子，也是十四岁，长得跟我一般高。于是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吃饭，他吃什么也给我吃，他告诉我父亲要我每天跟他用拼音学日文，唱日语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怎么唱，但从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直到1996年，我被琉球大学请去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演讲。我当场唱给他们听，才知道是一首北海道地方人民送军人上战场的日本老歌。
在1937年的除夕，部队长带我去农村抓鸡挖葱，用稻草装饰门框，喝酒唱歌庆祝1938年新年。谁知这一天夜里，有五名日军士兵闯入我们住宅，将家父和我赶出户外，强奸我的母亲、80岁的太祖母，和11岁的妹妹。我父亲叫我赶快去请部队长救助，不幸的是，等到我去将部队长叫醒赶来，太祖母已被残虐而死，血染被褥，家母也奄奄一息晕倒床上。部队长呵斥士兵时，我也痛骂『八格也鲁』，其中一名伍长迁怒于我，一掌掴来将我击倒在地，至今我的左耳因此失聪。部队长将士兵带走时，关照我赶快离开，家父与我只好将太祖母用被子包起，抬到附近一小庙，发现有一棺木无盖，就匆匆将太祖母遗体放入，用杂物遮盖。更寻得一独轮车，将家母和铺盖载上，由我背牵，家父掌把，领弟妹们连夜逃离乌衣镇，找到乡下一处村庄名唐境子住下。大约住了一个月，过了旧历年，听说南京市面秩序已渐告恢复，家父带我们回乌衣镇。日军已开拔，去小庙寻找，太祖母的遗体已不见，连棺木也找不到，可能被人埋葬了。
我们雇小船渡江，只见江面上尸体漂浮，肿胀如球，上游八卦洲上传来尸臭阵阵，令人作呕。这些尸体大都是日军把无辜的中国人拿来做他们练习杀人和竞赛的靶子的结果，许多都是无头尸，因为这是日军最喜欢的杀人方式。下关城牆上也血迹斑斑，弹痕满布。
回乡的居民络绎不绝，每个人愁容满面，按照日军规定，需先在城外请得『良民证』，经调查确定，每人持证进城，向日军守卫鞠躬呈验，稍有不敬，即被掌掴，或拖入用刑。而且，如果任何人头上有像带过中国军人帽子的记号，守卫就一口咬定他曾当过中国军人，当下拖去审问或处死。
最后回到我们家时，发现门窗均被拆去，屋内残破不堪。草草整理安顿住下，苦无谋生之路，家父要我去红纸廊酱园，批购几十块豆腐乳和酱菜，命我上街去兜售，以蝇头微利供日用之需。我到处行走，只见街道极少人烟，残垣断壁中屡见尸体。有戴同善堂袖章的抬尸队到处奔走，我即以对尸臭特别敏感，且能分辨人尸和兽尸，常在偏僻处发现尸体，通知抬尸队去挖，颇受抬尸队奖赏，给点零钱。我每发现一个尸体，抬尸队从当地慈善机构领一块钱中拿一毛钱给我，三个月内，我帮忙挖了一千多个尸体。
在日军占领南京这危殆期间，还是有许多人行了很多英勇的事迹，包括当时住在南京国际区的外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难民营，救助了大约二十万中国人的性命，也保护了两万中国妇女免被强奸。战后，有些退休的日军公开承认他们当时的罪行，且提供照片为证。一些日本律师也替受害的中国人，向日本法庭诉求赔偿。
虽然日军对我们家施了暴行，我并没有报复之心，也并不恨日本人。成为基督徒帮助了我，让我能饶恕日本人。我告诉我的三个儿女和九个孙辈，他们不应该恨，但也绝不可以忘记这段历史。我祈求愿意这种事情在未来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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