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苍凉的主题在这些香港女作家作品中有发挥，也有改变。”

在近日多伦多大学举行的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李翠恩教授(Professor Jessica Tsui Yan Li)作了题为《张爱玲和香港女作家》的演讲。她在贴心姐妹网对她的专访中阐述了以上观点。

 

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张爱玲，获得奖学金本来准备赴英国留学，但因二战，改成到香港大学就读。

 

李翠恩教授说，张爱玲在香港读大学时的经历对她的影响很大。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1942年，她回到上海后，写了很多关于香港故事的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等。

 

“不过那些故事虽然以香港为背景，她是从上海人的角度看香港的故事，还有她的读者是上海人，所以她的故事里是有一种他者的角度来看香港，所以看得比较通透一点吧，因为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香港。” 李翠恩教授说。

 

张爱玲除了创作了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以外，1952年到香港以后，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

 

李翠恩教授认为，这两部小说是张爱玲受聘于美国新闻处时写的。那个机构的目的是控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情况。张爱玲在那个机构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所以虽然写故事之前已经有了故事的结构，一定要放一些反共的思想，不过她运用了自己作家的权利，把政治的思想模糊化了。后来写出来，那个机构也不太满意。

 

“香港对她的影响主要是她把在香港的经历、香港发生的事写成了故事，还有在香港写了两本关于中国的书。” 李翠恩教授说。

 

李翠恩教授说，香港的很多女作家都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她们都成了张迷。有很多女作家都把张爱玲故事里的女主角重写，把她们放在另外一个时空里，看看她们的变化。看看如果张爱玲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活长一点，比如，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会碰到什么命运。

 

她举例说，钟晓阳18岁时创作、1982年发表的《停车站借问》，和张爱玲《半生缘》苍凉的感觉关系很大。这两个故事里的爱情，主人公都经过了很多变化，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再相遇，再回头，虽然对对方都有感觉，但因为时间的洗礼和他们的经历，最后也不可以在一起了。

 

她说，另外一位香港作家黄碧云有很多小说是重写张爱玲的故事，比如她的《双城月》重写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七巧的故事。七巧换了地方，在广州，经历了中国30年代、解放，还有文革，经历了中国差不多100年的历史，最后被人谋杀。她不但把张爱玲的人物重新放在新的时空里，也把张爱玲的苍凉推到极端，很暴力，很悲惨，把张爱玲的怨女写成了烈女。

 

李翠恩教授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作家施叔青。施叔青旅居香港，写了一些关于香港的故事，从台湾角度看香港，其中一篇是《愫细怨》。愫细是张爱玲作品《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女主角，施叔青把她改写成香港80年代的一个女孩，在香港出生，高中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和一个白人结婚，然后回到香港寻找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但失望了，她丈夫找了一个美国女人，他们分手，而愫细与中年已婚小商人搭上，从单纯、独立的女性变成了一个比较爱好物质的女性，最后也分开。

 

“这个故事有一个寓言：在1997年前事情发生， 就是香港的大限差不多到了，香港的时间是借来的，是从殖民地政权借来了，殖民地的历史快要过去了，所以一切都是短暂的，男女的关系也是很短暂的。” 李翠恩教授说。

 

“张爱玲苍凉的主题在这些香港女作家作品中有发挥，也有改变。黄碧云变得更极端，钟晓阳就比较偏重典雅。”李翠恩教授说：“（黄碧云、钟晓阳和施叔青）她们三个都是把这些（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放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环境里。”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和作品，李翠恩教授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作品写了很多关于女性的生活故事，关心女性的生活上的问题，把女性的心理和生活很细腻地描写出来，她是一位有一点女性意识的作家，但张爱玲的生活和作品不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她的故事里没有说女性要争取女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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